倪德刚：邓小平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邓小平1943年11月10日《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

邓小平这段话不长，但包含着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也是邓小平一生唯一一次使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

其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始的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始问题，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有的认为，应该从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论断开始。有的认为，应该从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开始。有的认为，应该从1939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算起。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遵义会议开始比较符合历史和实际。

最早提出这一论断的是邓小平。1943年他在北方局党校的讲话中，就指出：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就把党的事业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之下，我们的事业一直胜利发展着。邓小平的这种认识，无疑是准确、深刻的。毛泽东本人也强调我们党真正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比如，1941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遵义会议后，又恢复了按照辩证法行事，即按实际办事”，“现在我们党最缺乏的是对于中国实际的调查和研究，今后我们要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统一起来。”又如，1941年12月毛泽东在为政治局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中进一步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质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灵魂，没有相结合并创造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思想，就无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遵义会议恢复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即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我们党才不断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

其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七大前后，毛泽东自己既没有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并论述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更没有明确提出并论述自己的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当时党的其他领导人纷纷从不同角度论述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王稼祥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刘少奇在七大上第一次系统、全面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并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1943年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从有关资料看，作为当时，军队干部（在八路军总部、师一级军队干部中），地方干部（在中央各个分局中），作为还没进中央领导决策层的邓小平（1945年七大邓小平当选中央委员），是第一个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并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

从思想理论发展规律来看，一个人接受并认为某一学说、某一理念、甚至某一概念是正确的，往往信仰一生、追求一生、奋斗一生、实践一生。从邓小平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后的50多年的实践历程来看，无论在什么时期、在什么岗位、在什么样的处境，邓小平始终坚守“在陋巷，也不改其志”。其“志”就是从未丢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毛泽东思想是历史形成的，是在四十年代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肯定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个财富我们不能丢。”“我们必须坚决地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安定团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影响问题。我们写文章，一定要注意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决不能用这样那样的方式伤害这面旗帜。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了整个这一段历史。” “我们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像坚持马列主义一样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不但没丢毛泽东思想，而且在实践中全面丰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创造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立面是各种错误“主义”，这些“主义”，既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也不能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能祸害马克思主义、损害中国革命和建设。邓小平无论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始终坚决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可以说，邓小平的一生是与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战斗的一生。邓小平反对、打倒“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武器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邓小平一贯强调、一生坚守这个东西。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既是打倒这些“主义”的有力武器，也是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武器。放下或丢掉这个武器，各种错误“主义”就会盛行、泛滥；拿起或使用这个武器，好的“主义”就会兴起、盛行。延安时期，毛泽东用这个武器清算了“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三股歪风”。把马克思主义化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文革”时期，丢掉了这个武器，种种“怪论”、“怪事”盛行、泛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运用这个武器，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必然走向修正主义。如果离开了本国的具体实践，必然走向教条主义。”反“左”、反右的目的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创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其四，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就会胜利发展、感觉很幸福。邓小平是一个很少说奉承话、假话、违心话的人。邓小平说，我们党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后，一直胜利发展着。“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一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同时也会更加感到三风不正对我们的毒害了。凡是研究了一下党史的人，一定会深感整风的重要。”

这种认识无疑标志着，邓小平坚定、坚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必然出路、中国也只有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才有出路。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虽然没有使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但在他的脑海里、在他的精神和思维世界里，在他的曲折革命实践道路上，却谙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道，纯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法。他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但又在结合中勇于和善于创新理论。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精华的东西，邓小平一以贯之、坚定不移、毫不动摇。

路，不会一帆风顺；事业，不会万事如意。从1943年邓小平说出：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就会胜利发展、感觉很幸福，到1982年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隔近40年，邓小平率领全党又重新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进而打开了事业顺利发展的新局面。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道路，进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