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皮肤 蓝眼睛 中国心

采访者：胡晓丽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这个名字，因《大分流》一书为许多中国人所熟知。然而，此人究竟是何许人，其庐山真面目如何？可能并不为人所知。乍一看，常常让人猜想这是一位身在国外、研究中国史的华裔教授。在第五届北京论坛上，彭慕兰教授参与历史分论坛的讨论，既担当发言人，又充任评论员。在会议休息时间，记者有幸采访了他，并得到了他的亲笔签名。他，研究中国史，会写方块字，拥有一颗关注中国的“心”，但却是“白皮肤”、“蓝眼睛”的一个十足的美国人。这就是彭慕兰，一位美国的中国史学家。

选择中国史是一个幸运的偶然事件

“您如何与中国史结缘，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奇特的个人经历还是其它？”面对记者的提问，彭慕兰教授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这是一个幸运的偶然事件。”他回忆到：在学生时代，漫无目的地听了一些中国史的课程，结果却被它深深吸引。“我发现它是令人着迷的。”他用炯炯的目光与记者交流，似乎希望他当时的好奇与兴趣能够得到理解。

“中国史是一个神秘的研究领域”，在稍作停顿之后，他继续说：“与欧洲史、美国史相比，它具有更加广泛的研究空间，可以使用更加多样的研究方法。”他质疑西方视角所呈现的中国历史的真实性，认为想要了解谜一样的中国，必须从中国史本身出发，确立一种“中国的视角”。在他看来，“西方的视角询问为什么其他国家与我们不同，而从中国社会自身的角度观察到的现实又是如何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充分认识中国社会，这是吸引我深入研究中国历史的部分原因。”此外，他庆幸自己选择了优秀的导师，导师的引导使他对中国史研究越发充满热情。

中国的历史发展乘坐了另一辆车

摆脱西方视角以自我为中心的偏见和狭隘，立足中国的历史进程考察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是彭慕兰教授始终坚持的学术信仰。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视角，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多有创见。其代表作品《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被评价为对“西方中心”论的彻底颠覆。

当被问及促使他挑战传统观念的动力来源时，彭慕兰以学者的严谨态度回答：“那是在阅读中受到启发后深入研究的结果。柯文的观点引起了我的思考。”他认为历史上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陷阱。中国商业在十八世纪繁荣，却在十九世纪嘎然而止。由此，他联想到十八世纪的英国同样呈现出商业繁荣的景象，但是人们并不认为英国的经济发展陷入了困境，因为它逐渐走上了工业发展的道路。为什么中国和英国的经济在十八世纪如此相像，却在十九世纪截然不同？传统的解释是质问中国的发展在哪里做得不对，而我希望换个思路去解释。”

他结合《大分流》对中国江南地区与英国的比较，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转换传统的询问模式非常重要。人们通常会问为什么江南没有像英国那样发展？何不将被比较的两者颠倒一下，询问为什么英国没有成为江南？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是一个更好的问题，但是当一个问题被问过一百遍之后，再多一遍的询问并不会得到更加新颖的解释，如果转换询问的方式，变成一个以前没有提出的问题，获得新答案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思索片刻之后，他抑扬顿挫地强调说：“我还怀有一种意愿，即向研究西方史的同事解释中国的重要性。若把历史的发展比作一辆向前行驶的卡车，他们认为中国在过去坠车了，现在又重新搭上了车，而我认为中国的历史发展乘坐的是另一辆车。中国模式并不是相对于西方的一般模式的特例，它仅仅是不同的模式而已，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发展道路。”

在不断转换的比较模式中研究中国历史

对于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历史，彭慕兰教授作为一位资深的学者，拥有独到的见解。“比较研究的方法非常重要，但是我不认为所有领域的历史研究都需要比较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可以将一个涉及面广泛的历史问题变得更加具体和明确。”他举例说：“在探究德国走向法西斯的原因时，研究二十世纪欧洲史的学者经常会具体地问为什么德国与英国、法国表现不同。如果没有明确的问题，那么假设往往导致研究结果缺乏具体史实的支撑，空虚而不切实际。所以我偏好将假设与具体的问题结合，在此基础上，研究才能有的放矢，这比毫无根据地任意假设要好得多。”

说到比较研究，彭慕兰教授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当需要强调时，他的语速缓慢；当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时，他的语速急切。他的面部表情丰富，经常扬起眉毛，谈到重点时还会摆出手势。在阐述了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之后，他进而用一个形象的类比来说明应用比较研究的要点。“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时需要不断地转换比较的模式。就像生物学家不断地转动显微镜来观察生物不同的部位一样，历史学家也要不断地转换比较的模式。一种模式的比较对于研究某个问题有用，但对另一个问题并不一定适用。所以要不断转换视角，使用不同的比较形式达到不同的研究目的。但前提是必须要对比较的对象有所了解。”

拿着比较研究这把“钥匙”，彭慕兰教授致力于开启中国历史中的重重神秘之门。他的《大分流》研究中国十八、十九世纪的历史，通过将江南地区与英国进行比较，分析东、西方在经历十六至十八世纪相似的发展后，为何欧洲在十九世纪超越亚洲。彭慕兰教授不仅关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还关注民国时期甚至当前的历史发展。在第五届北京论坛上，他的发言比较了美国与中国的水利项目，从经济、环境和标志性建设三个方面分别进行阐释。他将中国的水利工程总结为两种类型：北部地区传统的灌溉与防洪工程和西部地区现代的水利发电工程。前者是历史的遗产，体现渐进的发展观；后者与美国的水利工程项目类似，展示国家的实力。但中国水利工程的独特性更加显著。首先，工业用水的效率高于农业用水，现代的水利工程建设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其次，水利工程伴随环境问题，水土流失尤其严重。再者，中央政府而非地方主持建造水利工程，以宏大的规模彰显民族情感。结合地下水过度开采的问题，彭慕兰教授在结论中指出：“由于中国的水利工程产生的农业生产率比美国高，供养人口比美国多，在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之间更难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