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60年执政启示：“中国道路”还未完全定型

当时光的指针指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刻，具有88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这条巨轮上已执政掌舵一个甲子。

60年历史波澜壮阔，60年跨越铸就辉煌。

回眸60年的发展历程，每个中国人无不为其取得的成绩倍感自豪，无不为共产党人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智慧由衷赞叹。

成就鼓舞人心，经验令人清醒，前景催人奋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已经具备60年执政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会直面挑战，化危为机，经得起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向世人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一、六十年执政经验与启示

60年的答卷令世人震惊

一件件实物、一幅幅图片、一段段视频、一处处复原景观……9月19日上午，“辉煌六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成就展”在北京展览馆开幕。

“60年的成就赏心悦目，60年的开拓振奋人心。向共和国华诞致敬！为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期盼更加美好的下一个60年。”署名“李平”的参观者在留言簿上这样表达自己的心情。

“对于一个政党而言，执政60年已非常不易。这60年，我们尽管很坎坷，但交付的答卷是令世人震惊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如是说。

60年，中国彻底改变了贫穷落后和挨打的形象。目前，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与6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汪玉凯指出，60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判断不断出现错误，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再到“中国责任论”，最后到“中国主导论”。每一个论断，都是试图以西方的价值观误导中国。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实力的提升。

数据显示，占世界人口1/5的东方大国，国力以滚雪球般加速增长。60年前，我们连铁钉、火柴、煤油都是“洋玩意”。60年后，我们的经济总量增加77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2.4倍，国家财政收入增长985倍，外汇储备增加近14000倍，2008年一天创造的财富量就超过了1952年一年的总量……

“以前羡慕城里人有退休金，现在农民也有了，高兴啊。”81岁的江苏省宜兴市蒋家村村民仲来娣如今每个月能领到80元养老金，她开心地笑了。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使人们充分感受到了“以人为本”“共享改革成果”的真谛。

汪玉凯告诉记者，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经从关注温饱的生存型转变为发展型。无论是恩格尔系数还是三产的构成比例，抑或城市化率、人均GDP等指标均标志着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这就意味着，人们已从过去单纯地过日子转变为享受新生活。

腰包鼓起来的中国老百姓，衣、食、住、行、用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过去象征财富的“三大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升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80年代是彩电、冰箱和洗衣机；90年代是手机、空调和音响；进入21世纪，则是房子、车子和电脑。

回望历史，我们无限感慨；放眼未来，我们豪情满怀。到20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近100年时，国内生产总值将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将明显增强，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将建成；到本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落后走向进步，从弱小走向强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其他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只用了30年时间，就基本实现了欧洲用两个世纪才完成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转型。”印度经济学家莫汉·古鲁斯瓦米则说，“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像中国这样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保持这么高增长速度的国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验证了中国领导人的高瞻远瞩。”

我们可以预计，当未来的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发展史时，这60年注定要成为最耀眼的篇章，因为她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命运，改变了全球发展的格局和世界历史的走向。

“中国模式”初现端倪

60年的辉煌成就，让人们认清了一条成功发展的中国道路，让世界在其他发展模式之外看见了另外一种模式——“中国模式”。目前，越来越多的人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解读“中国模式”。中国香港《镜报》月刊指出：“‘中国模式’的惊人之处在于，中国近30年来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保持了较快增长，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曾经贫困的国家，能取得如此持续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汪玉凯说，共产党执政60年，中国模式已经初现端倪。尽管对“中国模式”大家有不少分歧，但“中国模式”我们应该肯定。我们没有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没有多党轮流执政，没有搞议会制，但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这位行政学专家指出，“中国模式”已呈现三个特点：

首先是在市场经济和国家宏观调控中找到契合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机制在国家宏观调控中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让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围绕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目标相互配合、互为补充，从而克服市场的周期性颠簸和公平缺失，让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从而有利于实现经济协调发展、持久繁荣。

其次，政治社会大体保持了稳定。与多党轮流执政不同的是，我们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与西方议会制不同的是，我们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些有别于西方政治制度的独特的政治设计，大体上保持了中国政治社会的稳定，为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环境。正如有评论说，“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在于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在快速发展中，既克服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难题，又避免了一些转轨经济体实施“休克疗法”导致的社会动荡。

此外，中国在不断调整政府、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社会发展的空间逐渐扩大。无论是NGO生长，还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组织自由空间的扩展，目前的情形与计划经济时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美国作家罗伯特·库恩博士饶有兴致地对“中国模式”进行了概括：“这是一个新型且系统的发展模式，它包括强劲的经济增长速度，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非公有制经济下的自由市场，依法治国，鼓励科技创新，充实文化和精神领域，爱国主义和对中华文明的自豪感，环境保护，关注民生，以及缩小社会收入差距的一系列民生措施，等等。”

60年执政启示

“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改革创新，增强党的生机活力”，“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治党水平”——前不久闭幕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用6个“坚持”科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60年执政党建设实践中积累的基本经验。这是继党的十六大科学总结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科学总结党执政55年的主要经验后，第一次从执政党建设的角度总结基本经验。

汪玉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共产党60年的执政概括起来说有三大启示，一是勇于否定自我，二是大胆解放思想，三是勇于面对现实。他说，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也犯过错误，走过弯路，但是共产党人很快就直面现实，纠正了错误，进而解放思想，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如“反右倾扩大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之后，邓小平等一批领导者通过思想解放，否定“文革”，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而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

事实上，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否定自我的过程。曾经禁锢我们思想的教条不断被抛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等观念一旦与生活实践相撞击，就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各地结合自身实际，走自己的路，孕育了一系列发展模式；深圳速度、浦东速度……亿万人民创造、创新、创业的热情喷薄而出，让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国人以自己的实践，诠释了“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应当看到，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改革开放的任务远未完成。”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说，“我们必须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全面和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中国道路’还没有完全定型，探索的路途还很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说，“惟一的出路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找到新的解决办法，革新制度机制，不断充实和丰富‘中国道路’的内容。”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说，面向未来，过去60年的发展历程深刻启示人们：实现“中国梦想”，必须始终坚持从国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开拓创新；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不能改变，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步骤和战略目标不能偏离；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大胆借鉴学习人类优秀成果，在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自己；必须始终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始终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二、应对风险挑战 提升执政能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已执政60年的中国共产党面临哪些风险与挑战？将怎样积极应对？新形势下党的执政水平和能力还有哪些不足？该如何提高？围绕上述重大命题，本刊编辑部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有关权威专家展开研讨。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 角色转型任重道远

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对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缺乏科学、深刻的认识，我们党曾犯过错误，走过弯路，付出过沉重代价。如何顺应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明确党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执政规律，努力提高执政能力是保证中国共产党长期更好执政的前提。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甄小英：中国共产党成立88年来，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实现了两大转变，即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种历史方位和使命的变化，深刻揭示了执政党面临的崭新课题。新时期我们党的历史使命就是执政兴国，就是领导人民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党必须具备相应的执政能力，始终保持先进性。刚刚闭幕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一套关于党自身建设的思想、思路，包括党的目标、指导思想、性质、任务等，对于夺取政权非常有用。掌权成为执政党后，情况变了，方向、任务、目标、职责都有了很大不同。但是，在很多方面我们党仍处在转型过程中，还有待进一步改进。在这一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人民当家做主的关系，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过去党一度凌驾于国家和法律之上的教训实在太沉痛了。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政党政治是现代普遍采用的一种形式，比较好地体现出民众和公共权力的互动。应该说，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同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还不完善。一些思想、体制、架构、手段还停留在革命党建设时期，要完成转变任重而道远。比如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一些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脱离群众等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一些党员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比较严重。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党的执政成效，必须引起全党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加之当前社会矛盾凸显，利益分化加大，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这些都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带来很大考验。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霞：过去，我们讲党的建设，主要是指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现在，适应执政党建设的需要，我们还要研究和解决执政党意识、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执政能力等重大问题，其中，执政能力建设是重点和关键。党的各方面建设，最终都应该体现在党的执政能力上来，体现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上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存在的全部理由，也是共产党执政的最根本规律。如果缺乏对规律的深刻把握，执政能力建设必然是盲目的、不清醒的。

中央党校党建部副教授蔡志强：作为一个整体，党的执政能力并不是各级领导机构和领导干部能力的简单相加，而主要体现在正确分析形势和社会矛盾，制定并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人民意志。但在群众的眼里，身边的党员干部就代表党的形象。如果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素质不高、能力平庸、作用发挥不好，就很难让群众相信党有很强的执政能力。

与人民民主缺一不可党内民主

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广泛变化，群众的参与意识、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要求更加迫切。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切实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广泛凝聚全党意愿和主张，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地实现和完善党内民主，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关键所在。

甄小英：推进民族复兴大业，最关键的是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权益。人民是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力量，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应愈发展。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政治原则，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努力创造生动和谐的政治环境，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

当前加强党内民主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特别要注意以制度创新来推进。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一系列重要制度的制定颁布，大大推进了党内民主制度化的进程。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在各类制度中，原则性规定相对较多，操作性制度相对较少；单项制度多，整体配套制度相对较少，使得一些制度难以执行和落实，一些制度不配套，降低了制度的实施效力。

进一步提高党内民主制度化水平，一是要通过制度创新，形成整体配套、良性互动、科学运行的民主机制，提高现有制度的整体效能；二是建立与上述制度相配套的具体制度、程序性制度，使党的各项基本制度落到实处。

蔡霞：实践表明，发展党内民主是党心所向。经过上至党中央，下到基层广大党员的不懈努力，党内民主建设正呈现出步伐扎实、成效显著、发展势头良好的局面。但同时我们还要意识到，发展党内民主还刚刚起步，还需要做出更多的艰苦努力。

发展党内民主，实质是对党内关系的深刻调整。这种调整的内涵是高度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切实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以改变党内权力过度集中、党员权利相对弱势的状况。党员是党的事业的主人，实现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目标，要依靠全体党员的同心同德、精诚奋斗。党内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以“志同道合”为内涵，以权利一律平等为基础，为着共同的理想目标而自愿团结奋斗的关系。

推进党内民主要形成对党内权力活动实现必要控制的民主控权机制。这种控权机制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权力的公开透明运行，杜绝暗箱操作；二是有限权力在一定轨道上运行，防止权力运用无边界、无规矩；三是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必须具有高度的刚性权威，使制度权威高于个人的权威，防止制度的弹性化。为此，党内民主的制度安排，不仅仅是根据党内民主的政治理念，而且要遵循党内权力运行的特点与规律，根据党内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来设计一整套制度链，使各项制度之间有机结合、环环相扣、相互补充、配套衔接，以机制的力量来调整党内关系、配置党内权力、规范党内生活、管住党内权力，并指导约束全体党员的行为。

汪玉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将发展党内民主提到重要位置，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不断推进党建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民主建设上不断有新的突破。党的十六大作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的重要论断，提出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这些为新时期党内民主建设夯实了理论基础。

围绕党内民主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制度要求：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将“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写进报告，要求把党内民主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更加明确提出，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根本，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切实推进党内民主，广泛凝聚全党意愿和主张，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也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要求。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必须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因此，实现政治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必须有力地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实行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相结合、代议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国家民主与群众自治相结合、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结合，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意识形态要保持根本性和动员性的统一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善于把握、凝聚、表达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愿望。要取得改革攻坚的最终胜利，必须协调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同时在意识形态上努力创新，为深化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蔡霞：任何一个政党都有着明确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体现在政党的政治追求中就是党的奋斗目标；体现在政党的行动策略方面，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意识形态就是其价值追求的思想理论体现。

政党要组织和赢得社会力量的支持，就必然进行政治社会化的各种努力，这是政党的基本功能。由党的根本宗旨所决定，我们党必须善于把握、凝聚、表达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愿望，并善于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转化为党的口号，使之成为党的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以这样的口号来动员群众、动员社会。

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民占了人口总数的90%以上，土地问题是农民最大的利益所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口号动员群众，领导革命胜利。执政后，人民群众的最大愿望是摆脱落后贫穷，追求民族繁荣、国家强盛。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主要口号是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这一目标和口号极大地激发了全体人民的建设热情，全党上下与人民一起艰苦创业。

改革开放之初，针对当时人民追求富裕但还被“左”的思想禁锢很深的情况，党提出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口号。人民对幸福的追求，最低层面是物质条件的改善，经济上的富裕是全民的愿望，这在改革之初起了很大的动员作用。

此后，我们党又先后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等。回顾执政60年党的口号的变化，可以明确地看到我们党始终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始终为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而真诚努力。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都是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自觉进行意识形态变革与创新所产生的理论成果。它标志着党的意识形态的深刻变化与发展前进。可以说，没有党在意识形态的深刻变革与发展创新，就没有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创。

甄小英：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只要我们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就能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蔡志强：要取得改革攻坚的最终胜利，必须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同时在意识形态上努力创新，为深化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所以十七届四中全会讲要建设学习型政党，吸收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

我们党60年执政的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是党和政府领导社会实现对资源有效管理的过程。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是社会管理的又一经验。我们始终坚持把国家利益建构和集体主义精神培育作为实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我们依靠集体主义精神实现了国家财富的有效积累。社会发展依靠强大的奉献精神拥有了财富积累的价值基础和制度动力。

党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发挥意识形态功能，以先进的理论指引党员和群众，具有极强的社会整合能力，有利于整合社会群体的利益要求，协调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个人利益和国家、集体利益的关系。我们也要处理好对人民群众合理合法利益的尊重与维护。

制度化反腐必须常抓不懈

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的同时，如何一方面坚决惩治腐败，一方面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成为新时期制度化反腐的关键。

蔡霞：反腐问题是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问题，防治腐败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现反腐倡廉理念思路、机制制度、方式方法创新。

2007年9月，国家预防腐败局挂牌成立。这是我国第一次设立国家级预防腐败的专门机构，标志着预防腐败工作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

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舆论对公权的监督越来越广泛和深入。舆论近年来对一系列热点事件的关注，不仅表明群众对腐败的高度警惕，更重要的是表明群众的权利意识在增强，这是我们党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成果和要求。

甄小英：腐败问题，并非中国独有，也并非今日才有。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对腐败危害保持了清醒的认识。1980年12月，针对党员干部不正之风问题，邓小平曾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攸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江泽民也多次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论述腐败的性质和危害。他强调，腐败现象是侵入我们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

进入新时期，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指出：“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新成效。”

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反腐败的目标是遏制腐败、有效控制腐败。党内民主建设还要着力完善党内监督制度，破解有效防止和遏制腐败这一难点。

汪玉凯：在新的世纪，我们党不仅在思想上认识到“反腐倡廉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而且理论更加丰富，实践更加有效。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反腐倡廉已由以前的应急的战术反腐转变为构建惩防腐败体系的战略反腐。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将坚决反对腐败提升至“重大政治任务”的高度，标志着我国的反腐败进程已经深入到一种体制治理的新时期。这种体制治理，是一种以党内民主建设为主要内涵、以制度化建设为基本标志、以党代会常任制为实施关键的反腐败治理。我们目前在反腐的制度安排上必须加快脚步。

在防治腐败的问题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必须克服反腐的成本过高的问题，必须提高制度化反腐的效能，为党和国家的健康运行贡献更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