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  

马克思 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革命的西班牙”一组论文中未发表过的片断[338]

……把巴列斯帖罗斯军队[召回]到革命的旗帜[下面来],这支军队在其长官投降之后,仍然集中在马拉加以北10里约[注:法国旧长度单位1里约等于4.5公里。——译者注]的普里埃果。

他[注:即里埃哥。——编者注]在第二次加迪斯远征[339]时,被莫利托尔将军部队的一个兵士俘掳,并被交给圣徒匪帮押解到马德里,在11月7日斐迪南返回首都前4天被处决。

《Non  por  suo  culpa  caja  Riego,

Por  traicion

D’un  vil  Borbon》

(“里埃哥之死,不是由于自己的蔬怠,而是由于无耻的波旁分子的出卖。”)

当斐迪南到了马德里,“信军”[340]匪帮的军官曾去进谒致意;他们走后,斐迪南向他的内侍臣感叹说:“这还是那些狗,只是脖套不同罢了。”

修道士的人数在1822年达16310人,而在1830年已增到61727人;这就是说8年中增加了45417人[注:在手稿中,后面涂去了“职业乞丐”的字样。——编者注]。从马德里“日报”上,我们看到,从1824年8月24日到9月24日的一个月间,就有1200人被枪杀、绞死、肢解,而且对付康姆尼罗斯[341]、共济会会员等的野蛮法令当时还未公布。塞维尔的一所大学被封闭许多年,起而代之的是一所训练斗牛的国立学校。

弗里德里希大帝对陆军大臣谈话时问道,在他看来,欧洲哪一个国家是最难摧毁的?当大帝看到这位大臣有些惶惑时,就替他回答说:

“那就是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政府多年以来就千方百计地想摧毁它,但总是枉然。”

弗里德里希大帝似乎预见到了斐迪南七世王朝。

1820—1823年革命的失败是容易解释的。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更确切地说,是城市革命。在这次革命中,愚昧无知、因循守旧、崇尚豪华的礼拜仪式的农村居民,大概不了解各派别之间的斗争的意义,所以只是这一斗争的消极的旁观者。有少数省份,农村居民破例积极参加了斗争,但是他们往往站在反革命一方。在西班牙,在这个“古旧风俗的仓库,在这个保存着别处早已成为破烂古董的一切东西的储藏所”里,在这个在独立战争时期还有农民带着从阿尔汉布拉宫的军火库中取来的马刺、使用远在十五世纪战争时使用过的精美的古式的钺和矛的国家里,这种事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外,西班牙的特点就是,每一个农民只要自己那可怜的茅舍门口上头有一块石刻的贵族徽记,就自命是贵族,因此一般的农村居民虽然遭受掠夺、一贫如洗,却从没有感到那种使封建欧洲其他各国农民感到痛恨的强烈的屈辱之情。在革命中起过最出色的作用的两个人——莫里耳奥和圣米格尔都承认革命派没有能够把农民的利益和城市的运动联系起来。对革命确有好感的莫里耳奥从加利西亚写信给昂古列姆公爵说:

“如果议会通过封建主权利法,从而剥夺大贵族的领地以利平民,殿下就会同为数众多的具有爱国情绪的声势浩大的军队发生冲突,这些军队将是自发地组织起来的,像法国在同样情况下发生过的那样。”

另一方面,圣米格尔(见他的“西班牙内战”1836年马德里版[342])说:

“自由派的最大的错误,是他们没有估计到大多数人民对新法律所抱的冷漠甚至是敌对的态度。议会所颁布的许多旨在改善人民物质状况的法令,不能像客观形势所要求的那样迅速奏效。无论减少一半教会的什一税,或者变卖寺院的田产,都无助于改善下层农民的物质状况。相反,后一个措施由于把土地从能宽容体察的僧侣手里转到精打细算的资本家手中,引起了地租的提高,倒使老佃农的状况恶化。因此,这个已经因教会财产的转让而感到受辱的人数众多的阶级的迷信偏见,在遭受侵犯的物质利益的影响下就更加深了。”

革命的市民们既然这样脱离了基本的人民群众,所以在反对大贵族、农村宗教势力、僧侣和代表所有这些社会腐朽分子的国王的斗争中,便不得不依靠军队和他们的领导人。单是军队在革命阵营中这样篡夺来的地位本身,加上这个军队脱离群众,就已经把他们变成一种对利用他们的人有危险而对他们所应打击的敌人无害的工具。最后,上层资产阶级,即所谓的温和派,不久便对革命冷淡了,后来也就背叛了革命,他们幻想可以经由法国的干涉而取得政权,从而不费什么努力坐享新社会的成果,不让平民染指。

1820—1823年革命的积极成果,不应仅仅归结为一个帮助相当广泛阶层的人民扩大了眼界并使他们具有新的特性的伟大的酝酿过程。第二次复辟[343]也是革命的产物,社会的腐朽分子在这次复辟中采取了同西班牙的民族生存已经不相容的形式。复辟的主要事业是把敌对局面推进到如此尖锐的地步,以致任何妥协已经毫无可能,一场歼灭战争势在必行。用利物浦勋爵本人的话来说,从来没有一次重大的政治变革比1820—1823年西班牙革命更温和,更少流血。因此,当我们看到1833—1843年的内战[344]用火和剑消灭了西班牙社会中的腐朽分子[注:在原稿中后面涂去“封建主和君主的政权”字样。——编者注],从而背上了凶狠残暴的恶名时,我们不应当把这个时代的残酷凶暴归咎于西班牙民族的某种特性,而应当归咎于曾在法国造成恐怖统治的同一环境力量。当法国人集中了,从而缩短了恐怖统治的日期的时候,而忠于自己传统的西班牙人却分散了,因而延长了恐怖统治的日期。由于西班牙的传统,革命派就是把王位推翻了,也未必能取得胜利。在西班牙,革命要想获胜,就应当以王位追求者的身分出现。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要采取两个敌对王朝利益的斗争形式。十九世纪的西班牙当它能够使革命具有十四世纪内战的形式时,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革命。当斐迪南七世把他的弟弟唐·卡洛斯,这个神圣宗教裁判所的唐·吉诃德,遗赠给了反革命的时候,也就是他把一面君主制的旗帜——伊萨伯拉的名字——给了革命。斐迪南七世的本性是至死不改的。既然他一生中都用虚伪的诺言欺骗自由派,他能在临死的床上放弃欺骗奴才派的快乐[345]?在宗教方面他永远是一个怀疑论者!他怎么也不能相信,天下竟有人——哪怕是圣灵——会愚蠢到说出真话来。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11月21日

俄译文第一次载于1957年第3期“近代史和现代史”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手稿

注释:

[338]从马克思的笔记本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1854年11月14日、21日和12月8日先后把“革命的西班牙”一组文章中的三篇文章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它们的标题是“1820—1822年7月的西班牙”、“西班牙。武装干涉”和“西班牙。1833年”。这三篇文章都没有见报。这里发表的片断是1854年11月21日寄出的文章的一部分。——第669页。

[339]马克思把里埃哥1823年的进军称之为第二次加迪斯远征。1823年8月,里埃哥从被法军包围的加迪斯到达马拉加,打算从这里冲到卡塔卢尼亚,当时米纳将军正在那里和干涉者进行顽强的斗争。里埃哥试图将已经停止抵抗的巴列斯帖罗斯军队带走,但未能成功,于是他率领一小支部队向卡塔黑纳且战且走。在赫雷斯城下,他的部队被兵力强大得多的法军击溃;9月15日,里埃哥被捉住并被交给法军。

第一次加迪斯远征是里埃哥在1820年的进军。这次进军是革命的开端(见本卷第507—508页)。——第669页。

[340]“信军”是天主教专制主义集团(阿波斯托尔教派)所组织的部队的称号,这支部队1822年在卡塔卢尼亚、纳瓦腊和比斯开发动反对革命政府的叛乱;1823年,法国武装干涉时期,“信军”站在干涉者方面作战。——第669页。

[341]康姆尼罗斯是对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建立的西班牙的秘密政治联盟(西班牙康姆尼罗斯联盟)的成员的称呼。康姆尼罗斯代表城市居民中最民主的阶层——手工业者、工人、一部分知识分子、一部分军官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共有7万人。康姆尼罗斯主张与反革命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在革命被镇压之后,康姆尼罗斯遭到最残酷的迫害并停止了活动。——第670页。

[342] E.San  Miguel.《De  la  guerra  civil  en  España》,Madrid1836.——第671页。

[343]指斐迪南七世的专制制度在1820—1823年革命被镇压后在西班牙复辟。斐迪南七世政权的第一次复辟是在1814年拿破仑第一失败之后。——第671页。

[344]指1833—1840年的卡洛斯派战争和1834—1843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第672页。

[345]1832年9月,患重病的斐迪南七世撤销了1830年关于西班牙王位必须由其幼女伊萨伯拉继承的敕令;斐迪南病愈后,又恢复了她继承王位的权利,从而使支持斐迪南的弟弟唐·卡洛斯的奴才派(见注268)的期望落空。——第672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

责任编辑:岳丽丽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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