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的双重危机及其成本转嫁（2）

2. 发达国家政府债务的扩张趋势。

与一般债务不同，政府的债务并不是有借有还，而往往是在政府发行的新债中更高比例地用以支付旧债，从而也就内生性地助推了政府债务信用的扩张。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救市”需求，西方国家自2009年以来所采取的转嫁危机代价的宏观政策中，短期有效但危害最为深远的措施，仍然是大规模增加政府债务。

在危机压力下，明显具有饮鸩止渴性质的、体现资本主义内生的“竞劣机制”的国家竞争中，仍是以美国为甚——政府债务规模迅即增至高达14万亿美元（2011年1月数据），与5年前相比翻了一番！

其他发达国家也同样，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几乎所有高收入国家的政府债务都急剧增加，除美国以外，英、日、西班牙、冰岛等国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也大幅攀升，英国增加了近40个百分点。

而且，发达国家政府现在是在用两只“看得见的手”同时扩张信用，一方面扩张债务，一方面增发货币信用来购买债务。

3. 发达国家债台高筑的政治经济原因。

政治体制原因方面，发达国家之所以积累了这么高的债务并且难以化解，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政治现代化的内生性危机。

在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已经具有高度“政治正确”，但在发达国家现行政治体制下，这些被作为长期意识形态而广泛宣传的理念是一回事，其得以借助被称为“现代化”的政治形式来具体运作过程，则是另一回事。从客观上看，这些政治现代化运作，都将增加政府赤字和国家债务——政治家为赢得选举而支付的全部成本、连同其政党给民众做出的福利承诺，在政府财政来源不足时都会直接形成高额的政府债务，再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一般占总人口的70%左右，他们的福利需求总是以泛政治化的方式提出、再通过民主政治的方式来表达，从而造成了极高的政治成本。此外，欧洲的人口老龄化客观上导致社会成本提高，也增加了政府社会开支的压力。

经济原因方面，在上述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另一个、也是最具实质性的变化是西方世界普遍的债务化：居民账户和国民收入账户一样都是经常项目逆差而资本项目顺差，即居民实际上是在用符号经济的收益维持实体性的生活消费，而且也越来越多地依赖政府转移支付来维持基本保障。倘若客观地看占全球人口20%的发达国家民众的现代生存之道，对于那些生活在已经实现了所谓“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民众来说，其福利和基本生活已经越来越多地、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这种只能对全球转嫁制度成本才能生存的体制。他们已被全球“资本深化”所内化——西方式福利主义大锅饭的“温水煮蛙”。

产业转移导致的空心化和随之而来的金融资本全球化，都是对本国实体经济和物质财富的异化，势必促成资本与政府这两个异化物“进步”到金融垄断和政治垄断的结合，从而使国内形成了新的收入分配格局和社会结构。这些内部变化客观上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要依靠福利制度来弱化社会分化的制度成本。

因此，在这种西方模式的政治现代化中，只能是继续深化社会制度寄生性，通过货币信用扩张和债务扩张来满足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福利主义需求。但越是这样，越走向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