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的双重危机及其成本转嫁（6）

（四）西亚、北非街头政治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教训

1. 危机转嫁仍是基本规律。

回归到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这个逻辑关系上来看，发达国家高成本的上层建筑所形成的代价，要由发展中国家薄弱的经济基础来承载，且不说任何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来构建本国上层建筑的全部失败，发达国家自身也在不断地造成更高成本的转嫁。

最新的数据显示，现在全球的三个高债务国家是美国、英国、日本，日本的债务率200%以上，美国和英国在100%以上。其次就是欧盟国家中的意大利，负债率达到170%以上。欧盟国家一般负债率在60%左右。欧盟国家没有形成高负债国家联盟，但是以美国为首的高负债国家形成了战略联盟，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战略联盟”暗示的是债务可以继续扩张但不用还。

总之，政府通过扩张信用以制造通货膨胀的手段对全社会、全球转嫁债务危机，结果必然导致基本原材料、食品等的价格上涨，社会不能承受，就演化为爆发性的社会代价。

2. 新兴制造业国家的不稳定压力增大。

从现在情况看，世界各国通胀率走高，仍然是因为发达国家转嫁成本而导致以发展中国家或者制造业国家为主来发生高通胀，因为食品和基础原材料涨价，对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影响最大。

指望着一国靠内政来化解通胀或者化解失业，在小国是做不到的。全球经济危机条件下的政府信用扩张导致通货膨胀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结构单一、幅员狭小的小国就承载不住冲击，会相继爆发各种各样的社会动乱。越是新兴国家，在所谓全球政治秩序、经济秩序不能改变的条件下，遭受到的不稳定压力越大。这仍然是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不是谁比谁更腐败、更独裁、更专制。

但因为这些小国向外出口资源，他们发生动乱就意味资源供应的不稳定性，就会导致进口资源的国家出现“危机输入”，所以，第一轮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影响的是这些小国，第二轮就会是进口资源、能源、原材料的国家，像印度等。而巴西、俄国，既有制造业、又有资源，相对来讲会幸运一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