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的双重危机及其成本转嫁（3）

（二）政府债务危机为什么先从欧洲国家爆发

当前债务危机最严重的，是欧盟中那些已经没有实质产业支撑却加入了欧元区的国家。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这些欧元区国家因放弃了货币主权，不能再用政府不断增发货币制造通货膨胀的手段向社会转嫁危机，从而率先爆发债务危机。

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意味着这些仍然具有政治主权的欧元区国家把最为重要的经济主权——对内的货币主权和外汇主权都交给了欧洲中央银行，不仅失去了靠制造通货膨胀向社会转嫁危机来缓解债务压力的手段，而且不再有条件采取即时的利率和汇率政策这两个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也就失去了政府即时宏观调控的两只手。

何况，这类国家大多数同时完成了制造业对外转移，那就好比完成了经济上的自断骨肱——失去了货币体系和产业体系这两条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腿。

因此，发达国家愈益严峻的债务危机，本质上可归类为上层建筑不能适应改变了的经济基础的内在矛盾——以产业资本作为经济基础崛起而构建的现代政治体制，在产业资本大规模移出之后不能被愈益虚拟化的金融经济有效支撑。这并非通常所说的个别国家元首任期内所面临的国内信任危机。在西方现代政治理念的支配下，选举实践必然会内在形成政治成本累积起来的公共债务因现金流断裂而爆发的“现代政治”危机。

进一步根据政治经济学作分析可以认识到，欧元区国家虽然有条件发行欧元扩充欧洲金融资本参与全球金融竞争的“数量”，却没有条件提升欧元的“质量”——由于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靠军事霸权来维护其作为全球主流储备货币的地位，遂决定了其不可能像美元资本那样直接向世界转嫁美国政府债券增发隐含的本国债务增量。

比如希腊，这个欧洲边缘国家中政府债务危机较早爆发的国家，原来的主导产业是造船业和航运业，两大产业先后移出、经济空心化后，其支柱产业变成了旅游业。固然，伴随着产业资本的转移，该国19世纪传统政治中的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矛盾也转移出去了，整个社会变成了非体力劳动群体——中产阶级作为主导；但这也意味着永久性地失去了产业资本这个支柱。在这个基础上，希腊加入欧元区，意味着又失去了金融资本这个支柱。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没有了，那么，政府的利率调控、汇率调控等宏观政策也就没意义了；遭遇债务危机时，只能仰仗欧洲中央银行来救他们。

而美国尽管债务规模比欧盟各国加总还要庞大，但爆发债务危机之所以会晚于欧洲，主要原因是具有全球储备货币发行权的特殊地位，且其近年来的军事开支占全球军费总量的一半，足以形成与金融垄断资本密切结合的强势政府，必要时得以借军事手段维护其已经构成恶性循环的货币信用。因此，只有美国仍然可以靠既增发货币（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又增发国债，以促推全球通货膨胀的方式，向世界上其他仍然主要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业化国家转嫁危机代价。

（三）危机代价向发展中国家的转嫁

如同20世纪上半叶产业资本阶段生产过剩、恶性竞争的矛盾最终在核心区激烈爆发一样，资本主义进入金融资本阶段寄生性的内在矛盾，也会不可逆地演变成从边缘向核心的经济危机……

同样不可逆的，是危机发生中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转嫁制度成本，而导致边缘国家连带发生输入型危机。不同的是，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危机，顶多恶化成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不仅每次就是经济危机，而且经常递进成社会动乱、政权颠覆、国家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