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致马克思[238] 1851年5月23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238] 1851年5月23日  

马克思 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伦敦

1851年5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满意地从报纸上看到，你作为《新莱茵报》的代表也出席了在梭耶那里举行的全世界新闻界宴会。我想华盛顿的龙虾和冰镇香槟酒可能很合你的胃口吧。但是梭耶先生是怎样找到你的地址的，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谜。

你知道大磨坊街[160]的酒鬼拉罗什怎么样了吗？据德国报纸报道，他已被捕并在柏林被判绞刑。原来，这个所谓的前普鲁士骠骑兵的尉官不是别人，而是上西里西亚波兰的索劳附近的特里贝尔[注：波兰称作：日阿里和特舍别尔。——编者注]的鞋匠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勃·列曼。他是第一届应征的后备兵，因为在和平时期开小差、伪造行为和非法的借债，于1842年3月23日被判处剥夺军人荣誉和编入惩戒营十六个月。这是说明我们德国革命英雄的新的事实。

伟大的战士们，维利希、席梅尔普芬尼希和济格尔，正愈来愈凑在一起，这很好。这些兵痞有一种卑鄙得难以置信的公会精神。他们相互之间恨得要死，象小学生一样对于一点点成绩也要相互妒忌，但他们对于“平民”却完全一致。和1792年到1793年最初的法国军队的情形一模一样，只是规模小得可笑而已。他们都把磨坊街协会看作是一个作好充分战斗准备、即将以密集的队形进军的大队；这就是自从流亡者在瑞士被击溃并被赶出那里以来所剩下来的一切。他们全都归附这个高尚的队伍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现在人们就已经看到了旧兵营和军官会的这种军官公会精神，人们现在都已经看到，这种小集团意识在流亡的军官们当中和在“英勇的军队”[239]中一样非常盛行，这种情况是很好的。到时候我们将让这些先生们看看“这些平民”有些什么。所有诸如此类的事情向我表明，我所能做的事情，最好莫过于继续研究军事问题，以便在“平民”中至少有一个人能在理论方面同他们进行较量。我无论如何要使这些蠢驴们无法用空话压倒我。令人非常高兴的是，他们终究还是被搞掉了二千塔勒。科伦的消息令人非常愉快。只是在那里人们要当心一些。

高尚的约翰娜[注：约翰娜·金克尔（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妻子）。——编者注]在行乞方面确实压倒了在她以前的一切人。海因岑现在只好上吊，他从来还没有达到象这个本身就丑陋不堪的女人那样无耻的地步。

从英国报纸上已经可以看出，日拉丹不支持卡芬雅克。但如果他证实卡芬雅克有相当机会这一事实，那末这是足以说明局势的。如果你所说的可能性实现了，即多数派和波拿巴缔结了协定并力图非法地修改宪法，那末我想这不会有什么结果。只要梯也尔、尚加尔涅、《辩论日报》及其走狗们反对，他们就永远做不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卡芬雅克的把握就很大了；我想他可以指望军队的支持。

如果明年发生大动乱，德国将陷入十分绝望的境地。法国，意大利和波兰是希望它处于分割状态的。正如你所看到的，马志尼甚至已经答应让捷克人复国。除了匈牙利外，德国只有一个可能的盟友，即俄国，——前提条件是俄国发生农民革命。否则我们将要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我们的高尚的朋友们进行殊死的战争，而结局如何，是很成问题的。

我愈是思考历史，就愈是明白：波兰人是一个毫无希望的民族，它只是在俄国本身进入土地革命以前的时候有当工具的用处。在这之后，波兰就绝对不再有存在的理由。除了一些大胆的争吵不休的蠢事外，波兰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做过别的事。所以很难指出波兰在什么时候，甚至只是和俄国相比，曾经有成效地代表过进步，或者做出过什么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相反地，俄国和东方相比确实是进步的。俄国的统治，不管怎样卑鄙无耻，怎样带有种种斯拉夫的肮脏东西，但对于黑海、里海和中亚细亚，对于巴什基里亚人和鞑靼人，都是有文明作用的，而且俄国所接受的文化因素，特别是工业因素，也比具有小贵族懒惰本性的波兰多得多。俄国的贵族，上自皇帝[注：指尼古拉一世。——译者注]和迭米多夫公爵，下至第十四等仅仅是出身高贵的小贵族，都从事工业、盘剥、欺诈、受贿，并从事种种的基督教徒的和犹太人的营生，单是这一些，就是俄国的优点。波兰从来不会同化异族的分子——城市里的德国人始终是德国人。但是俄国却很会把德国人和犹太人俄罗斯化，每个第二代的俄籍德国人都是明显的例子。甚至那里的犹太人也长出斯拉夫型的颧骨来。

1807年和1812年的拿破仑战争，对波兰的“不朽”提供了显著例证。波兰人的不朽的地方只是他们那种毫无目的的争吵。而波兰的大部分领土，所谓俄罗斯西部即别洛斯托克、格罗德诺、维尔诺、斯摩棱斯克、明斯克、莫吉廖夫、沃伦和波多利亚，自1772年以来，除少数例外，都平静地受着俄罗斯人的统治，除了个别地方的少数市民和贵族之外，他们连一点动静也没有。波兰四分之一的人讲立陶宛语，四分之一的人讲小俄罗斯语，一小部分讲半俄罗斯语，而波兰本部足足有三分之一已日耳曼化。

幸而，我们在《新莱茵报》上，除了在相应的边界内恢复波兰这种不可避免的义务——而且这也要以土地革命为条件——之外，没有对波兰人承担任何明确的义务。我确信，这种革命在俄国完全实现要比波兰早，这是由于俄国人的民族性。也是由于资产阶级因素在俄国有更大的发展。同彼得堡、莫斯科和敖德萨比较起来，华沙和克拉科夫算得上什么啊！

结论：尽可能地夺取波兰人的西部，以保护为借口用德国人占领他们的要塞，特别是波兹南，让他们去搞得乱七八糟，把他们投入战火，吃光他们的东西，使他们对里加和敖德萨抱有希望，如果能够把俄国人卷入运动，就和俄国人联合，并逼迫波兰人让步。从默麦尔[注：立陶宛称作：克莱彼达。——编者注]到克拉科夫边界，我们让给波兰人的每一英寸土地，在军事上都完全破坏了这条本来已经极为薄弱的边界线，并且暴露了直到施特廷[注：波兰称作：兹杰辛。——编者注]的整个波罗的海海岸。

此外，我确信在下次大动乱中，整个波兰的起义只会局限于波兹南和加里西亚的贵族以及一些来自波兰王国的倒戈分子，因为这个王国极端虚弱，再也干不了什么了，而这些骑士们的要求，如果得不到法国人、意大利人、斯堪的那维亚人等的支持，得不到捷克斯洛伐克暴动为助力，就会破灭，因为他们的力量是很可怜的。一个最多只能提供两三万人的民族不可能有发言权。而波兰肯定不会提供更多的人。

你看到弗莱里格拉特时，请问候他，并请你代我问候你的全家，包括穆希公民[注：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我去伦敦大约要比原来计划推迟一星期；这一点取决于许多琐事。

顺便说说，科伦还没有只字寄来。你写过信了吗？如果我不能在最近收到信，那末信对我来说就没有任何用处了[注：见本卷第259—260页。——编者注]。我不知道为什么丹尼尔斯不愿意帮我这个忙。能不能再给他写封信？丹尼尔斯可以立即随便写几行字寄给我。否则，我将会陷入极不愉快的境地了。

你的  弗·恩·

注释：

[160]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60）设在大磨坊街，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聚集在这里。1850年夏季，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关于策略问题的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了。1850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在经济开始普遍高涨的情况下，新的革命在最近一个时期是不可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反动势力进攻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为将来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利希和沙佩尔反对这种冷静的分析和有科学根据的策略。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拥护者不考虑欧洲的现实局势而坚持立即发动革命的宗派冒险主义的策略。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基础上所发生的分歧，在8月和9月上半月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在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上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发生了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断然地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的分裂主义集团。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移交科伦区部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各地支部一致赞成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一起退出了伦敦教育协会，因为协会大多数会员站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一边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起草了同盟的新章程（马克思加了字句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警察对同盟盟员的迫害和逮捕，使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在1851年5月就停止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后不久，1852年11月17日，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宣布解散。——第166、201、203、205、207、209、218、229、255、277、280、283、292、297、344、381页。

[238]恩格斯在这封信中不是抽象地研究德国对波兰的政策，而是分析如果当时革命的民主运动在德国爆发并取得胜利时可能出现的一种严格确定的历史情况。同时，恩格斯还估计到同时在俄国开展反对沙皇制度的人民革命的可能性。从这封信中还可看出，恩格斯在德国和俄国革命胜利的情况下，给这些国家的未来的革命政府提出的这条政治路线，只有在波兰本国的民族运动没有超越波兰贵族阶级的要求的狭窄的框框，并且象以往常常发生的那样忽视把波兰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任务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弗·伊·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提到恩格斯的这封信时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般民族问题总是采取严格的批评态度，认为这个问题只有相对的历史意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436页）。

过了一些年，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深信，中欧和东欧的形势没有变化，德国和俄国继续在推行反革命制度，同时，在1863—1864年的解放起义中起了显著作用的革命的民主主义分子的影响在波兰民族运动中日益加强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用弗·伊·列宁的话来说，“又对波兰运动表示最深切的和热烈的同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437页）。——第283页。

[239]讽刺地暗指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9年向普鲁士军队发表的新年文告。——第284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