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2月29日记事

1990年12月29日记事  

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1900年12月29日记事

1900年12月29日，星期六，深夜2时。

我想把今天同“双生子”[注：指彼·伯·司徒卢威。——编者注]谈话的印象记下来。这是一次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会议（阿尔先耶夫，维里卡，双生子＋妻子[注：指彼·伯·司徒卢威的妻子尼·亚·司徒卢威。——编者注]＋我），至少在我的一生中是一次历史性会议。这次会议即使没有总结我生活中整整一个时期，也总结了我生活的整整一页，并且决定了我以后长时期的行动和生活道路。

阿尔先耶夫交出工作之初我以为双生子会靠拢我们，会从自己那一方面迈出几步。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产生这个奇怪的错误，大概是因为阿尔先耶夫非常想得到双生子用来“引诱”他的那些东西，即政治材料、通讯等等，“求之愈切，信之愈坚”，所以阿尔先耶夫相信双生子用来引诱他的东西是有可能得到的，他愿意相信双生子的诚意，相信可能很好地同他和睦共处。

正是这次会议彻底而不可挽回地推翻了这种信念。双生子完全暴露了他的另一副面孔，暴露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家”，即从最坏的意义上去理解的政治家，暴露了他是一个政客、滑头、奸商和无耻之徒。他是确信我们没有力量才来的，这是阿尔先耶夫本人对这次商谈结果所下的定论，这个定论完全正确。双生子来是因为相信我们没有力量，他来是为了向我们提出投降的条件，他提议的方式非常高明，没有用一个尖锐的字眼，然而却暴露出，最新的“批评派”这种温文尔雅的外衣遮盖着庸俗自由派的粗俗的商人本性。

为什么他双生子不愿意干脆做撰稿人，对于我的这个质问（今晚事务性的谈话就是从这个质问开始的），他十分坚决地回答说，他从心理上就不能够为把他“骂得体无完肤”（他的原话）的杂志工作，我们怎能设想，我们骂他，而他还会给我们“写政论性的文章”（原话！），只有在完全平等（显然是批评派和正统派之间的平等）的条件下才能够谈得上撰稿，在声明[注：见本卷第311—318页。——编者注]发表以后，他的一个同志和朋友[106]甚至不想去会见阿尔先耶夫，而他双生子的态度并不是由声明、甚至完全不是由声明决定的，决定他态度的是，过去他只想做一个“好心的帮手”，现在他不打算以此为限，而想当一个编辑（双生子几乎就是这样说的！！）。双生子的话并不是一下子和盘托出的，关于他撰稿的问题，谈判拖得很久（阿尔先耶夫和维里卡认为拖得太久了），但是从谈判中我得到一个非常清楚的印象，就是同这位绅士在一起是什么也搞不成的。

后来，他开始坚持自己的提议：为什么不按平等权利创办第三种政治机关刊物，这既有利于他也有利于我们（我们可以从提供的资料中为报纸多少“搞到”一些材料）。他建议，在刊物的封面上不必写上什么社会民主党的字样，也用不着标出我们的名称，我们必须（不是形式上必须，而是道义上必须）向这个机关刊物提供自己所有的一般政治材料。

问题已经很清楚，我也就直截了当地说，绝对谈不上创办第三种机关刊物，这里问题在于，应当由社会民主党来领导政治斗争呢，还是由自由派独立地和单独地来领导（我说得更明白更确切）。双生子听明白以后很生气，他说，在我把话说得清楚到值得感谢的程度（原话如此！）以后，这个问题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现在只要谈谈出版文集的问题，——文集也就是第三种杂志（我这样说）。于是双生子说，那就只出版一个现成的小册子好了。我问：哪个小册子？他的妻子用耍无赖的口吻说：问这个有什么用；如果你们在原则上决定同意，那我们再谈，如果不同意，那就用不着问了。我问了一下印刷的条件，双生子说：某某出版就成了，不一定要提到你们的名称，除了出版社外，不一定要和你们的名称有联系。我对此也表示反对，开始争辩，要求标上我们的名称，这时，阿尔先耶夫也不同意我的意见，争论就此中断了。

最后，——商妥暂时不作决定——阿尔先耶夫和维里卡对双生子还不肯放松，要求他作出解释，同他争论，但是我就再没有讲话，只是在笑（这是双生子看得很清楚的），谈话很快就结束了。

载于1924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386—388页

【注释】

[106]指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