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破解“奥巴马—金正日难题”(2)

温铁军:破解“奥巴马—金正日难题”(2)

二是,金正日领导下的北朝鲜虽然遭遇饥荒,却不可能把已经超前现代化的农业和过度城市化的人口结构改回去。

过去在前苏联领导的经互会体系的作用下,北朝鲜早就超前在人均耕地资源低于南朝鲜的山地农业条件下,超前实现了机械化为主的农业现代化,由此曾经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提高,农村人口随之走向城市、实现了超过70%的高度城市化。于是,北朝鲜先于中国早就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差不多两代农民不再会使用锄头种地了。客观地看,我们今天无论左右翼的学院派理论家和现代派政治家还在共同憧憬之中的一个美好梦想,北朝鲜比我们早二十年就实现了——1989年的时候,北朝鲜人均粮食曾达到380多公斤,人均收入接近900美元;比我们现在的人均粮食水平高;比我们80年代末期的收入水平也高得多。然而,超前现代化的一个不期而遇结果是:1991年苏东解体,一夜之间,没有人供应石油了,由于北朝鲜不是产油国,于是拖拉机就“趴窝”了。而占比仅30%的农业劳动力,却早就不使用传统的农业工具,只会使用拖拉机!一旦被封锁,没有石油和拖拉机零部件就无法耕作,粮食大范围减产,大规模的饥饿发生,据说有很多人因饥饿而死亡。请问:谁之罪?

这时或许有国人相劝,介绍中国的“大包干”。但我在北朝鲜实地考察的结果是,不可能。因为中国的大包干是80%的农民养活20%的城里人,用杜润生老人当年形象的话来说,我们是四个农人抬一个城人的“四抬大轿”,抬得起。而北朝鲜现在是三个农民要养活七个城里人,而且靠手工劳动,可能吗?金正日只能动员城里人下乡去重新使用手工从事农作,铁锹挖、头刨、镰刀割……于是就有了“逃北者”,实乃“逃农者”;因为城里人既不会、也不愿从事农业。北朝鲜曾经把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都搞上去了,金正日能做出向下调整的改变吗?不能。于是北朝鲜就在长期农业困境中难以自拔,这是政治体制的问题吗?也许不是,而是超前农业现代化和加速城市化的巨大制度成本抱不住,最终砸在自己的脚上。

这两个案例告诉人们,正如奥巴马不可能把美国GDP占比85%以上的金融资本现代化经济改回现在占比仅12%的制造业,金正日也不可能把70%已经城市化的人改回去从事手工农作!因此,奥巴马解决不了美国难题,金正日也解决不了北朝鲜难题。这两个案例难道在哲学意义上不具有同质性吗?

这个世界上存在很多超越意识形态的实际问题,如果政治家和学问家都被意识形态控制了,就连基本的思考的能力都没有了。中国人应该多关注实际问题,不要陷入左右之争。

据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曹锦清20年前在黄河农村考察中就认识到的问题,当我们各地的政府都在推进“三化统一”的时候——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加快农业现代化,千万别忘记已经有了很多失败的案例。

二、基本常识分析:世纪之交的重大结构变化

我最近关注和讨论的、在世纪之交发生变化的结构性问题有二。

首先是要看清楚,世纪之交中国到底发生了怎样的重大变化?如上已反复强调,我们一旦朝着某个没有U型调头单行道上去跑,就很难有调整的余地。

第一,是国家战略目标的重大变化。

当农业现代化今天被各地政府作为一个目标、纲领去宣传的时候,有谁清楚地知道农业现代化是什么时候提出的?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提出时的具体政策内容是什么?

如果没有人搞清楚的话,那再问:有谁清楚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是什么时候提出的?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提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如果还是没有人能说清楚的话,那我进一步追问的是:1980年,在我们开始所谓的改革开放的时候,不是昭告天下把四个现代化作为20世纪末要实现的伟大目标吗?20世纪悄然过去十年有余,四个现代化实现了吗?

如果没有,那么,可曾有任何一个市场化的媒体报道或教条化的官方文件详细讨论过四个现代化没有实现的经验和教训吗?还是没有。且不说有没有人总结经验教训,我们新世纪之初的目标改变了吗?我们有新的现实些的目标了吗?

看来不可能得到回答。那我再问大家:今天那么多的课题、重大项目,都研究了什么呢?如果背景和内容都没有认真讨论,难道不是有很多研究属于对伪问题的证明吗?

执政党十六大在2002年召开的时候,实际上明确了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调整——全面小康。新任领导对其做了一个解释,说今后20年的大目标是全面小康,我们要争取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这需要大家艰苦奋斗;实现全面小康以后,还要二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到本世纪中叶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当然,到那时以后,还要经过一两代人的艰苦奋斗,到本世纪末才能达到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平。

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说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伟大目标,就这样被推后了100年,推到了21世纪末。于是,坊间就有“我们都看不见了”的流行笑话……

如此看来,国家战略目标已经在2002年就发生了变化——从四个现代化调整为全面小康!接着,十七大还做出了更大的阶段性调整——提出生态文明的历史阶段性判断(这一说法也参考了周立教授对人类文明历史阶段的提炼,他认为人类进入文明以来经历三个阶段:从农业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再发展到生态文明)。从十六大全面小康到十七大生态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表现,是仍有生命力、不断自我调整的表现。

责任编辑:郑瑜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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