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破解“奥巴马—金正日难题”（4）

1991年苏东解体，我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很多美国人都相信“中国崩溃论”，说下一个解体的就是中国。我不信邪，就迈开双脚自费考察了7个苏东国家，用了一个多月到处做调查。当时的最直接刺激是拿100美元到苏东国家兑换当地货币，立刻变成“百万富翁”！

我国那时还处在1毛钱打个电话、5分钱买个冰棍的“毛票时代”。而在苏东国家，原来甚至是“分币时代”，比如5个戈比打个电话、8个戈比买个面包。因为政治改革先于经济改革，政权解体的同时发生了依存于政权的货币体系全面坍塌，于是用货币作为符号来标识的全部国民财富在一夜之间可能归零。前苏联在推行激进政治改革之前，一个卢布能换2.38美元，而在那种改革之后，一个美元换4800卢布。那些激进改革家、经济家和政治家们也许赚了，但却并不承担他们造成的制度变迁成本，而是转嫁给大多数民众——老百姓满腔愤怒，因为他们全家劳动了一辈子也不外乎积累几万卢布存款，在激进改革之前意味着有十几万美元的财富，一旦剧变发生货币坍塌意味着他们的几万卢布变成了几个美元，换言之，原来价值十万美元的财富符号缩水为几美元。

1992年我回国后写过关于苏东解体的调查报告。就在这一年，处于西方制裁下的中国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经济货币化”起步。

此前中国也是靠计划分配、票证供应，属于“非货币经济”。1992年中共十四大通过了市场经济新体制，中国实际上因财政严重亏损而彻底放弃票证分配，由此走向了加快货币化的新阶段，那以后货币增发速度陡然向上。这样，中国就发生了不同于苏东的性质变化。

所以，今天我们讲中国也历史性地发生了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当年西方人在苏东解体之后曾经奔走相告的是中国崩溃论！如果中国滞留在产业经济阶段、没有演变为货币化经济，以GDP来核算的经济总量就难以短期大规模扩张，恐怕也很难抵挡西方的意识形态压力和政治渗透，很难逃脱苏东金融垮塌的命运。

但另一方面，在中国就从此进入了货币化和资本化——就在1992年增发货币的同时，政府同步放开了三大高风险市场来吸纳增发货币：其一股票，其二房地产，其三期货。这三大市场都属于高风险、高投机的、促使金融在大城市积聚的资本市场，今天当我们来计算GDP的时候会发现，城乡差别拉大是由于有相当部分的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其实来自金融资本集中投入的高风险市场。紧接着，在1990年代末期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的一般矛盾——产业资本阶段内生性的生产过剩，而就在同期，中国接续货币化启动的，是国有银行的市场化改制……

正常人都会了解到，城市化的实质是资本的积聚和人口的集中。不过，很少人会进一步认识到，当人为地加快城市化带动资本日益向城市加快集中的时候，就意味着风险日益向城市加快集中。而更少人知道，当风险过快集中导致城市危机集中爆发的时候，什么是能让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近年来我的研究指出，危机在中国今天仍有软着陆的可能，因为中国还有庞大的乡村社会，还有三农。如果没有了，我们也像奥巴马治理下的美国，农场主人口只剩2%；或者像金正日治理下的北朝鲜，农民人口剩下30%，当危机发生，就连想办法的余地都没有。

所以说，不是简单地加快城市化、加快工业化，同时推进以机械化、化学化为主的农业现代化，我们就在全球资本主义竞争中赢了。如果某日在某大国巧实力运作下中断了能源供给通道，在我们现代化大城市连供暖、做饭、都完全靠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的背景下，国民如何应对？几乎没有危机储备，也就不可能有危机预案——现在这种国家安全战略基本缺失的背景下即使那些大城市有预案，也都是在能源和原材料基本保证供应之下的预案；一旦能源中断了，个别城市的危机预案能起什么作用？

因此，在当前外部环境特别是地缘政治越来越复杂、甚至不断尖锐摩擦的情况下，我国唯一可做的就是让步。什么叫“知耻而后勇”！不知耻何以言勇！今人不要怪历朝历代采取让步政策、绥靖政策，甚至俯首称臣的故事。即使在汉唐盛世，不也得借和亲的机会大笔地赠送绫罗绸缎、美人美酒，而不是靠打仗；偶尔打一次仗，就可能遭致国运衰竭。现在尽管拥有了体量很大的工业，但结构是病弱的、产品是过剩的——按照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以制造更大过剩延续病态运作的工业体系，没什么可骄傲。

综上所述，世纪之交中国出现的第一个重大变化是生产过剩——产业扩张遇到了资本主义的一般内生性矛盾；第二个是金融资本异化——顺应这种内生性矛盾的、与货币化加快随之而来的规律性结果。而一旦进入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经济的新阶段，就一定会遵循金融资本时代的游戏规则——强化金融资本背后的政治强权。

这时候，顺遂纳入全球化的中国所遭遇的内外矛盾更尴尬：不按当代西方金融资本主义规律出牌不行，如果按此规律出牌、加入金融化及其依存的政治强权竞争，对手可能会在借助意识形态的游戏过程中摧垮或弱化我们支撑自己货币体系的政治强权。而一旦政治强权垮了，苏东的命运也难以逃脱。苏东货币体系坍塌，累积下来的庞大的实质资产就被西方的货币体系来占有货币化收益，这也是苏东解体以后，西方经济去实体化和金融资本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当代已经完成“自我政治矮化”的各个主流利益集团，如何把握向西方现代化惨痛教训学习的机会，如何规避加入全球金融化竞争新阶段的软实力冲突，显然是个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