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破解“奥巴马—金正日难题”

曹锦清20年前从黄河边上回来写书的时候曾给了我一个哲学启发，他思考的问题是：我们身在何处，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现在我们讨论三农问题也如李昌平提到的：每当我们出现重大转折或变化的时候，求助于洋、求助于城，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求助于野、求助于农，或许是一个国家获得转机的重要基础。

延续他们的思路引发出来我的话题，可以归纳为“奥巴马—金正日难题”。也就是说，无论是奥巴马还是金正日，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意识形态怎样对立，还是无论坚持怎样的体制，实际上都遭遇到“上去了就下不来”困境——很难对已经“搞上去”的经济结构做出“改变”；因为他们都不可能支付当年“搞上去”的人留下来的巨大代价。

其实从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以后，人们在曹锦清的思考上就应该加一个简单的科学哲学知识，就是没有任何一个领域中所产生的收益不相应地对应着等值的成本。只在一个由横轴和纵轴构成的象限中做制度变迁收益，很可能是一条向上的曲线。但如果把横轴再拉一条出来，形成一个三维空间的时候，一定会有一条向下的曲线，即对应着收益发生的制度成本。这才是一个立体感的真实世界，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用X轴、Y轴描述的平面的世界。

如上所述，奥巴马—金正日难题并非意识形态带来的问题，亦非政治体制带来的问题，而是因为任何经济体只要追求现代化，就都有巨大的“现代化成本”要对外或对下转嫁。转嫁出去的时候就是所谓的“诱致性变迁”，转嫁不出去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强制性变迁”。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强调制度变迁获取收益的过程，却没有认真讨论过制度成本；我们提出创新这个理论，那该如何看待这个本来就是收益成本相对应的过程呢？

之所以从奥巴马—金正日难题说起，是因为他们都不可能做出改变。那么，他们都不可能改变的，到底什么呢？

一是，奥巴马不可能把美国目前这种被主流称为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实质却是过度泡沫化的金融资本经济再改回制造业经济。

奥巴马的竞选口号是“我们能够改变we can make change”，但他这一个任期即将结束，没有改变什么；仍然延续着凭借军事强权维护币缘霸权的老路。同期，任何一个在遭遇危机的时候不得不改变的欧洲国家领导人却因其“改变”诱发了长期掩盖的现代化制度成本而纷纷下台。因为西方已经进入的现代金融资本经济是泡沫化的，一旦脱嵌为一个异化于实体产业的独立的资本力量，不管是什么主义，什么制度，什么政府，什么领袖，只要是金融资本，追求流动性获利的本质决定着其运作规律就是一样的：愈追求流动性获利，就会愈追求促使短期流动性增加的即时性的可分拆交易，这个在每一分每一秒都得获利的本质，势必会改变其在原产业资本阶段作为资金要素的获利方式——在产业资本形态下由传统的开矿、冶炼、铸造、设备生产等，以及一系列“下游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完成产业的获利需要相当艰苦的努力；资金要素只能在产业资本复杂构成和长期运作中分享产业收益，并因此促进产业形成平均收益率。此外，比产业资本还缺少流动性的是农业，从春种、夏锄、秋收到冬藏，整整一年才能完成一个生产过程，它有流动性吗？没有。因此，当资本主义进入到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历史阶段，或者说金融资本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能再改回去做产业阶段的一个要素追求平均收益率吗？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