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服务业属于营业税范畴,这意味着每设立一个法人企业,就要征一次税,且不能抵扣成本,营业税的此种重复征税无疑成为制约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瓶颈。
对于上海来说,增值税试点吻合该市目前“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需要,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上海对于“因试点而损失的100亿元”表态“愿意自我承担,无需中央补助”了。
本月初,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亲自与部分试点企业负责人座谈,期间指出,这次改革“既是对政府机遇,也是对企业的机遇”。
早在2009年开始,上海市就开始致力于打破服务业发展的税制、管制、体制、法制瓶颈。这一年,在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中,着力提及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随后,上海市专门组织专家和学者对服务业税制改革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经过将近两年的调查研究,上海方面形成了改革方案并报国务院批复。
由于营业税属于地方税收,而增值税属于中央税收,税制的改革涉及利益的重新调整,这也是长期以来改革试点无法推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担心地方利益被中央拿去,所以这次试点方案中保持了几个不变的原则,主要是分配关系不变。”一位同时参与了上海市一级和国家级调研的专家说,此次改革方案提出,试点期间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
因此,上海长期以来采取的地税、国税混合征收的特殊税收制度,也是此次增值税改革在上海先行先试的重要原因,以此更易于解决中央地方税收的分配问题。不过,将来改革若扩大到其他地区后,不同单位征收的问题仍需要重新解决。
至于中央的考虑,前述专家认为,是为提早适应沿海一线城市转型做铺垫。据财政部、国税总局负责人称,会密切关注上海试点状况,并将在“十二五”期间逐步推广至全国。
示范意义
增值税改革意在释放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势头,这一点已得到业内共识。
胡怡建介绍,制约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税制障碍是在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逐步产生的,传统服务业是消费型服务业,包括宾馆餐饮等,直接为消费者服务,只要销售额乘以税率一次性征税。但是现代服务业已经转型为生产型服务业,如物流业、咨询业、金融业、科技、会展均为生产型企业服务,这些行业将服务卖给生产型企业,但是按照营业税的规则,每个环节都要征税,无法抵扣,抑制了服务业的专业分工。
以集成电路行业为例,这一行业包括芯片设计、加工、测试、封装四个环节,如果同一企业完成四个环节,产生100万的销售额,按17%税率缴增值税的税额为17万。但假如该企业将芯片设计、测试环节外包,这两个环节产生的营业额为40万,那么外包的公司需要缴纳2万营业税,但这2万元的税收无法给原先生产企业进行抵扣。“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将上述两个生产环节外包的话,整个生产环节产生19万的税费。”胡怡建解释说。
据其测算,一旦增值税改革试点向全国范围内推广将涉及4000亿元的税收减免。
为了依靠改革调动企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增强发展活力,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近日在中共北京市委十届十次全会上也提出,北京要积极争取营业税改增值税扩围试点改革。
但在上海、北京以外地区,服务业占经济比重较低、区域差异化过大等问题都可能成为各地实行税制改革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税源的减少也使各地政府并不愿推行这项改革,上海作为“试点”的“蓝本”意义,一直被外界所质疑。
“税改本质是利益调整与分配,因此地方对此顾虑重重,担心税改后地方利益会否被中央拿了去。增值税作为中国第一大税种目前属国税,中央和地方分账为3:1;营业税属地方税,占地税40%以上。如果仅仅是营业税改增值税而没有分账比例的调整,那么地方财政蛋糕会缩水一大块。而上海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是一套班子,中央地方收入矛盾好协调,这种体制的特殊性也让其他地方觉得上海试点不具有借鉴意义。”王德培称。“上海现在分成方式算是一种办法,还有一种办法是把营业税并入增值税后重新调配比例。假定某地的原税收是100亿,营业税占40%,增值税占60%,因此增值税可以55%给地方,45%归中央。”根据胡怡建的判断,后者方案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前者并不易于管理。“但是考虑到中国不同省份的区域差异性,中央可能会给地方一个比例,不同区域会用不同的比例数。”胡怡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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