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们的时代在二十世纪发展的主旋律

一、世纪更迭临界点上的一个分外紧迫的课题

现在，人类又一次站在世纪新旧更迭的临界点上，无论是东半球还是西半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倒计时地积极准备迎接那个百年一遇的转折时刻，热切盼望自己有幸参与的这次历史巨流的跨世纪壮举，能在有益于继往开来的气氛和条件下完满实现。在此情此境此种心态中，回顾二十世纪的轨迹，展望二十一世纪的走向，并从中得到具有关键意义的启迪，不能不成为引人注目、发人深思、促人警醒、催人奋发的一个分外紧迫的课题。

二十世纪与业已载入史册的任何一个世纪相比较，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从哪个层次讲，从哪个意义上评估，都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世纪。它包含了一个又一个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伟大事件。它经受了一次又一次举世哀叹、万民饮恨的重大灾变。它的数度辉煌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可贵经验。它以多次蒙难提供了非常深刻的沉痛教训。历史确实是在二十世纪身上打下了一系列永不磨灭的印记，使它在史册上居于独特的位置。无庸讳言，现今的各种各样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当他们力图对二十世纪进行理论概括时，其着眼点、着力点，以及最后着重阐发的最主要之点，是纷纭错杂的：有所见略同，有所说各异；有相互补充，有彼此驳难。值得郑重指明的一点是，在这纷纭众说之中，难得有这样一个颇为奇特的、可姑且称之为“共识”的东西，即：这样那样地，或欣然肯定，或无可奈何地承认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兴起。

不妨先听听尼克松的见解，因为这位刚去世不久的美国前总统，是西方政界公认为肯思索的人物。他的见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达了美国统治集团的意愿。他写成于１９８８年的名为《１９９９：不战而胜》的著作如是说：“在１９９９年，二十世纪将作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和最辉煌的世纪留在我们记忆之中。本世纪的一百三十次战争中死了一亿两千万人，多于１９００年前死于战争的总人数。然而，与此同时，过去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技术与物质进步，超过以往一切时代。二十世纪将作为战争和奇迹的世纪载入史册。我们必须使二十一世纪成为和平的世纪。”（长征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页）又说：“本世纪初，极权的共产主义还只是地下室里的阴谋，目前它统治着世界人口的３５％以上。其余４９％生活在非共产主义的专制统治之下或是不稳定的民主制度之下，虽然有些国家取得了进步，更多的国家事实上是退步了。”（第５页）“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发展不是殖民主义的终结或是民主制度的进展，而是极权共产主义的滋长。”（第５页）与这三段话的思路相街接的，是带有结论色彩的如下说法：“血腥战争与辉煌进步这两种二十世纪的遗产之中，究竟何种遗产会在下世纪主宰人类命运？由于美国是自由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因此，决定使何种遗产持续下去的重任就落在美国的肩上。”（第７页）尼克松可说是抢先了一步。他在距离世纪更迭还有整整十二个年头的时候，就热衷于回顾与思考、展望与构建。对于二十世纪是血腥的、战争的世纪这一点，他话到嘴边留半句，回避了战争根源问题，不愿涉及两次世界大战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内在联系。对于二十世纪是社会主义兴起的世纪这一点，他倒没有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现象，而是絮絮叨叨地力求说明这种兴起只不过是某些国度的某些当权者实施错误的政策导致的恶果，决非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他断言：作为一种历史的偶然现象，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能是来去匆匆的历史过客，尼克松的回顾与思考、展望与构建，流露出极为强烈的政治期盼：在二十世纪末彻底实现对社会主义的不战而胜，让二十一世纪成为以美国为主宰的、资本主义制度重新一统天下的新的美国世纪。

尼克松的这种极为强烈的政治期盼，在苏东剧变后成为迫不及待的、志在必得的战略性的加速行动。这在他写于剧变后的新作《抓住时机——美国在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上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有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他大声疾呼：“在出现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１年的动荡局面以后，是美国重新拨它的地缘政治罗盘的时候了。我们有一种历史性的机会来改变世界。虽然随着冷战的结束，我们在安全方面一向关心的事情有许多也趋于消失，但是许多新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有了新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最优先考虑的事情是重新确定美国的全球使命和重新制订美国的战略。”（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６页）又说：“正如自由世界曾经转向美国要求进行领导来对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苏联的威胁一样，整个世界都将 指望美国进行领导来应付冷战结束后的问题。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二十世纪是一个战争、镇压和贫穷的世纪。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有机会使下一个世纪成为一个和平、自由和进步的世纪。今天只有一个国家能进行领导来实现这些目标。美国很幸运，它正是这样的国家。我们的决定性时刻已经到来。我们必须抓住时机。”（第２５页）

再听听布热津斯基的见解，因为这位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也是西方政界公认的“见地高超”的人物。当他一接解到世纪更迭临界点上那个分外紧迫的课题，进而把回顾二十世纪和展望二十一世纪提上重要日程的时候，他同尼克松一样，不得不面对并无可奈何地承认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兴起的事实。但他认为这主要不是由于某些国度的某些当权者的错误政策所引发的，而是马克思主义者蛊惑人心的宣传所造成的。他在１９８９年出版的名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这部著作中这样写道：“共产主义之所以能称雄于二十世纪大半部历史，主要归功于它所起的适时的‘大简化’作用。共产主义把财产私有制看作是万恶之源，自以为是地认为取消财产私有制就能实现真正的正义，就能使人性尽善尽美。这种前途得到千百万人民的赞成和向往，使他们充满希望。因此，它在心理上恰巧迎合了政治上刚刚觉醒的民众的感情。”（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页）“共产主义对于头脑简单和头脑复杂的人都同样具有吸引力：每一种人都会从它那里获得一种方向感，一种满意的解释和一种道义的自信。”（第３页）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布热津斯基的这些论断，尽管在立意上、谴词上都颇有个性，相当特别，给人以“独到”之感，其实，只要和尼克松的上述言论稍加比较，立即可以悟到它们骨子里头是相通的，都是在否定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兴起的历史必然性上做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卓有成效地解决了用这种规律性的科学认识武装民众使它转化成为改天换地的物质力量的问题，如此等等空前伟大的建树，竟被布热津斯基颠三倒四地描绘成为迎合并愚弄民众的感情，利用错误的方向感和盲目的自信心把他们引入歧途。布热津斯基可谓老谋深算：他先是一口咬定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兴起是马克思主义蛊惑宣传暂时得手的产物，继而扩展和深化自己的主观臆断，多方论证这种靠蛊惑宣传运动民众而取得的成功是没有根基的，长久不了的。于是，他断言：“到下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将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它将作为二十世纪最反常的政治与理性畸形物载入史册。”（第１页）

布热津斯基的这种高调门的反共产主义言论，并没有因为和平演变在东欧和前苏联的相继得手而有所减弱。在他的新作《失去控制：二十一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中，又是一个高八度接着一个高八度。兴许是“共产主义恐惧”的顽症无法根除，兴许是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的一种过敏反应。人们在这部完稿于１９９２年的著作中，可以读到这样的片断：“二十世纪是超凡神话和大死亡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产生了关于彻底控制的虚妄观念，它源于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地代表正义的狂妄论断。现代之前信仰宗教的人把现实看成是上帝的安排，到了二十世纪，他们让位于世俗的狂热者。这些狂热者一心要篡夺上帝的权力，企图在地球上建立天堂，不只使自然界，而且使整个人类都顺从他们自己的乌托邦幻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１７页）“在本世纪，这种幻想变成以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代价去实现狂妄的政治野心：企图以极权主义的方式建立强制性的乌托邦。在这些乌托邦中，一切现实——社会组织的客观现实和个人信仰的主观现实——都要受到来自单一政治中心的教条主义控制，为这种暴虐行径付出的生命代价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第２１７页）这种故作深奥的文字魔术，施展了多种障眼法，把法西斯主义对人类犯下的滔天暴行，把西方世界那些使作者也不能不忧心痛心的人欲横流、道德败坏的弊病，统统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脱钩，通通挂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泛滥，以及对这种泛滥的过火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反抗的名下。

如何看待西方政界这两位有代表性的人物所发表的这些有代表性的见解呢？他们的那些信口妄评和肆意贬斥实在不值一提。值得一提的倒是他们对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兴起所作的那种扭曲的肯定。至于说将其定性为一种扭曲的肯定，主要是因为对社会主义兴起这一事实的形式上的肯定交织着、渗透着这样那样的实质上的否定：否定其不可遏制的、不可逆转的生成与拓展的历史根基，否定其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历史依据，否定其作为新时代载体的历史逻辑。现今人们时常可以听到的所谓社会形态的“活不成的怪胎”、“长不大的早产儿”、“造就不了的弱智童”，所谓社会体制的“点不活的化石”、“缓不过来的僵死体”等等论断，不正是呼应这种实质上的否定而制造出来的无稽之谈吗？！

肯定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发展的根本性转折，是对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及其以后诸世纪的发展动向，起着和将继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和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这种肯定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思考世纪更迭临界点上那个紧迫的课题、在回顾二十世纪与展望二十一世纪时，与西方政界的代表人物，也可以说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可忽略的区别。这在苏东剧变之前是如此，在这种剧变和解体发生之后仍然如此。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命运来说，对于世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来说，像苏联这样一个率先打通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已有七十多年进行建设新的社会制度探索历史的国家的解体，不能不形成一股相当强劲的冲击波，甚至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改变着“一球”之内的“两制”之间并存竞争的态势。但是由此并不能得出社会主义存在与发展的历史依据已经消失，二十世纪那个被亿万民众认为希望之路的社会走向业已逆转，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在发生根本性质变的结论。马克思主义者不因一时的严重挫折而晕头转向，不为一时的严重倒退而茫然失措。江泽民同志说得好：“今天，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成为亿万群众的实践。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会有迂回和曲折，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历史活力和蓬勃生机。仅仅看见某些旋涡和逆流而看不到历史长河的奔腾，只能说明观察者的政治短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真正的历史大趋势，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一个决定性阶段。……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对人类的共产主义前途充满信心。”（《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段至理名言，讲于１９８９年我们赢得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完满召开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的关键时刻；讲于欢庆建国四十周年，人们正以郑重的、科学的态度回顾和展望共和国的过去与未来的重要时刻；讲于东欧苏联形势险恶，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各种新课题和新挑战，而对社会主义的曲折征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反思的严峻时刻；讲于世纪更迭的临界点日益靠近，那些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即关于社会走向、世纪动向和时代发展主旋律等问题，又深深打上新实际的印记，以新特色提到人们的面前并要求及时作出回答的紧迫时刻。因此，它给人们的启迪将是多向度的，多层次的。无论是对世纪全过程的规律性认识，是对时代的主旋律的科学把握，还是对实践中社会主义国家命运的观察与思考，人们都将从中得到可贵的助益。

读者一定会注意到：今年九月初，江泽民同志又在一次重要的演说中，郑重地论述了世纪更迭的问题。他说：“人类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入新的世纪，是各国人民面临的共同课题。二十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和无数的痛苦与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类应以新的面貌进入二十一世纪。”又说：“总之，要在我们共同生存的地球上创造政治平等与经济繁荣，将一个和平、平等、合作、稳定、繁荣的世界带入人类的新世纪，至少要为建立这样一个美好的新世纪明确方向，奠定基础，开辟道路。”（《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这段言简意赅的话，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在回顾二十世纪与展望二十一世纪时的高瞻远瞩和博大胸怀。马克思主义者孜孜以求的，不是哪一个国家在新世纪中的“领导权”和“霸主地位”，而是“人类应以新的面貌进入新的世纪”，将一个旧世纪无法比拟的政治平等与经济繁荣的世界带入新世纪。

二、我们时代发展的主旋律是二十世纪的最强音

二十世纪初期，在帝国主义链条的一个既相当重要又比较薄弱的环节——俄罗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特大事件：在列宁为领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资产阶级性质的二月民主革命，破天荒地转变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在这块占世界土地六分之一的地方，社会主义迅猛地由科学的理论、浩浩荡荡的群众性运动飞跃发展为崭新的社会制度，表明了社会发展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的诞生。这是人类从史前史逐步过渡到正史的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伟大时代，世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

比起历史上那些依次发生的社会制度之间的过渡来说，这次过渡可说是根本性的转折，高层次的过渡。因为它不是私有制类型的社会形态中那种由一个层次向另一个层次的过渡，而是作为私有制类型的社会形态的最高、最后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向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过渡。这种高层次的过渡，尽管与以往发生的历次过渡有其相似之处，换句话说有其共性，即在过渡期中都会有一球两制以及两制并存竞争、联系制约、借鉴扬弃等等规律性的现象出现。但是，在我们正经历着的这次高层次的过渡中，这种共性表现的错综复杂、微妙离奇的程度，是以往任何一次过渡都无法比拟的，也就是说反映着共性的个性具有极其鲜明的特色。现今一球两制的并存竞争，已不是以较为简明的双峰对峙、泾渭分流的形式出现，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缠绕、交叉和渗透处处可见的并存；全方位、多层次、多侧面、多渠道、多种方式方法，时紧时松、绵延不断的立体竞争。现今一球两制的联系制约，已不是较多地表现为一种抽象的可能性，事实上又往往是咫尺天涯，鞭长莫及，而是时时、事事、处处都可以感触到、领略到、甚至直面着那种既普遍又具体的、客观存在着的“剪不断”和割不开的联系；和这样那样的时而公开时而隐蔽、时而刚硬时而柔和、时而常规时而突发的相互制约。现今一球两制的借鉴扬弃，已不是低水平急就式的借鉴，和较不扎实颇不彻底的扬弃，而是着眼于和着力于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扬我优势、巩我根基、完我使命的借鉴和扬弃。综上所述，可以明确这样一点：现今在人们面前展现的这种根本性的、高层次的、错综复杂的、曲折漫长的过渡，正是我们幸逢的伟大时代发展的主旋律，是二十世纪的最强音，也将是今后的世纪更迭中、二十一世纪的发展中，以及与实现这个过渡相联的各个世纪的发展中的最强音。

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为开端，我们所处的时代七十多年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这些相互衔接、各具特色的发展阶段里，时代的主旋律、世纪的最强音，在世界风云变幻、世界主题变动之中，能否继续保持其“主旋律”的地位与“最强”的境界？！我们将通过对各发展阶段的具体考察提供初步的答案。

第一阶段，从１９１７年到二十年代末，其特点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引发了世界革命的来潮，革命主题曾一度突出。国际资产阶级尽管没能按照自己的愿望把年幼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却也凭借力量对比上的优势相继扑灭了欧亚那些响应俄国十月革命号召而爆发的性质不同、规模不一的起义。于是，出现了两种社会制度的相对稳定，形成了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均势”的“世界政治中一种特殊的局面”。（《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２卷第１页）

第二阶段，从三十年代初期到四十年代中期，其特点是：法西斯主义侵略与抗击法西斯主义侵略的烽火由亚洲燃到欧洲，燃遍全球，战争主题突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争霸战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主义的义战交织在一起。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美、英、法等国形成特殊的联合。相比于前一阶段两种制度之间的并存竞争、联系制约、借鉴扬弃的关系，大大复杂化了。社会主义国家与那些实行法西斯主义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对抗关系、“武器批判”的关系格外突出；而与那些实行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关系则主要是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在当时，斗争首先是服务于促进反法西斯主义的联合。

第三阶段，从四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初期，其特点是：战争引发革命的现象相当普遍，革命主题再度突出。有些国家，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人民大众抗击国外法西斯主义侵略的战争扩展和深化为铲除国内法西斯主义统治、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另一些国家，主要是在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人民大众驱逐法西斯主义占领者的战争扩展和深化为反对宗主国恢复统治、反对力主依附宗主国的傀儡反动势力的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作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主义战争胜利的伴生现象：一方面是帝国主义体系的严重削弱和殖民体系的彻底瓦解，另一方面是东西两半球众多的民族民主国家的涌现，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由一国胜利发展为多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由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尽管资本主义包围依然存在，但包围的具体态势已有相当大的变动。以前那种资本主义汪洋大海围困社会主义孤岛的局面，已转变为帝国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对峙的局面。在两个阵营并存并对峙的二十来年中，全面冷战与局部热战重叠出现。

第四阶段，七十年代初期到八十年代末，其特点是：和平与发展的主题逐渐突出。毛泽东同志“以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毛泽东和尼克松的历史性会晤、中美签订上海公报、美国同越南签订《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勃列日涅夫同美国总统福特的会谈，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和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声明，等等，是这个阶段起步头几年的具有象征意义或关键意义的几件大事。这些大事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正在走出冷战热战重叠出现的境地，两种社会制度由对抗转向谈判、由隔绝转向交往的节奏加快了，双方争长较短的项目正由以政治、军事为主转向以经济、科技为主，特别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在这个历史阶段里取得一系列空前的、对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发生了深远影响的巨大胜利，使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在这个主项目上的竞争，不能不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五阶段，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如今正在世纪新旧更迭的临界点上行进，其特点是：全球各阶级、各政党、各群体的代表人物，力求从二十世纪的经验教训中得出应有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二十一世纪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规划。反共产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平演变思潮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联合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中国继赢得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之后，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上取得新的突破。苏东剧变后，世界固有的矛盾和问题并未根本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又突出了。虽然国际局势依旧动荡不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旧存在，仍有种种不可预测的因素，但和平与发展仍是今日世界的主题；经济问题、科技问题仍是各国首先关心的问题。对并存竞争的两种社会制度来说，它们今后在各自的运行轨道上，究竟能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和协调、劳动者素质的强化和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国家综合力量的增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类彻底解放提供多大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将成为历史对其进行严格的检验和无情的抉择的主要之点。

通过对世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四个发展阶段的考察，以及对刚刚起步的第五个发展阶段初露的特点的研究，我们可以相当明确地指出这样一点：这个时代在七十多年的艰辛曲折行程中，世界风云多端变幻，世界主题多次变动；在时代的这个那个发展阶段里，有过这样那样的杂音、噪声的多方干扰，有过音调不定的号角的严重掺和；特定的发展阶段也各有特色，时代发展的主旋律或出现令人欣慰的强化，或出现令人忧心的弱化，但迄今为止，它在诸旋律中的“主旋律”地位和诸强音中的“最强”境界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多变中的不变，这不正是主旋律的本质所在和独具的品格吗？！

三、科学地把握时代发展的主旋律敢做无愧于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

歌德曾说：我欣逢伟大的时代，有幸亲历许多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事变。我们在对歌德抱有崇高敬意的同时，可以这样认为：开拓世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一代先行者，以及在这个时代发展的主旋律鼓舞下继续奋进的一代又一代的后继者，肯定会有与歌德类似，甚至更为强烈的自豪感。因为，他们欣逢的时代和亲历的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是和两百年前活动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的那位“魏玛巨星”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的。因为这是两类性质不同的过渡，其层次上的差距，其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历史水平的差距，都是相当大的。

我们并没有认为，凡是欣逢伟大时代的人，自然而然地都成为既认识时代又为时代所认识的人。欣逢同一个伟大时代的同辈人之间或前辈后辈之间，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特别是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差别，他们对时代的理解、态度，会有这样那样的出入，甚至截然相反。有一些时代意识较强的人，积极利用各种机会，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不同程度地参与、观察、探析、思考这个那个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从中得到启迪与洗礼，不断提高科学地把握时代发展主旋律的水平。有一些时代意识较弱的人，置身于新时代却留恋着旧观念、旧习俗、旧规范，乃至于一切旧事物，对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对促进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特大历史事件，或冷眼旁观，或格格不入，或横挑鼻子竖挑眼，他们自外于时代，说不上主动接受时代的教育与考验，更谈不到认认真真地去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的主旋律。还有一些不能说是毫无时代感却又往往因风云变幻而敏感过头的人。当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强化时，他们的时代感也相应增强，颇具时代乐观主义者的风范；当时代发展的另一阶段其主旋律弱化时，他们的时代感也相应减弱，颇有时代悲观主义者的那种失落状态；当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在同一历史阶段内，由于两制并存竞争、联系制约、借鉴扬弃的态势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度的反差很大，有的地区、国度呈严重弱化的趋势，有的地区、国度呈迅猛强化的势头，发生了弱化强化并排出现、交叉出现的特殊情况时，他们的时代感往往发生错乱，忽冷忽热，犹豫困惑，惶惶然不知所措。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及其后的几年，人们不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面对着这样特殊的情况吗？！一方面是苏东剧变引发了全球性的社会主义低潮，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在这一大片低潮区不能不呈现明显的弱化。一方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新台阶，而其他一些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体制改革完善上取得新进展，从而构成社会主义的新来潮，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在这些国度，特别是在神州大地上则明显地呈现出喜人的强化。还有一方面是，一些善于从一个半世纪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征程中、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利钝中汲取经验教训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正以继往开来的积极姿态开展有效的活动，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其影响，在他们影响所及的地方，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也透露出有所强化的迹象。无庸讳言，低潮区是一大片，而来潮区则是一大点数小点，相比之下，给人强烈的表面印象是时代发展主旋律的弱化已成为一种难以扭转的定势。但是，表面的印象毕竟不是内在的规律。问题是从长远上看，从根本上看，低潮、来潮，究竟哪一类现象代表着事情的本质方面。立足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事情的本质看问题的人，不把一时一事看成全部历史，他们不为世界风云的变幻所左右，力求科学地把握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坚定不移地走历史必由之路。遗憾的是，面对时代发展主旋律的这种弱化与强化的并排出现或交叉出现，以及弱化的一大片似有掩盖、淹没强化的一点数点之势时，难免有那么一部分人要为现象、假象所误导，硬是要把一时一事看成是全部历史，在认识时代本质和把握时代发展的主旋律方面发生错乱。最值得我们反思、深思，并从中得出应有结论的是，在列宁主义的故乡，在率先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度里，有一些曾自称为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真传、曾自命为体现时代精神站在社会发展最前列的人，他们在苏东剧变前，言必称马克思的“两个必然”，文必论列宁关于时代潮流不可逆转的定律。但他们在剧变中与剧变后发表的那些涉及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历史命运，以及时代发展主旋律的言论，比起本文第一分题所摘引的尼克松、布热津斯基的说法，更加不堪入耳。那位说“自己是社会主义思想充满信心的拥护者”的戈尔巴乔夫，连尼克松、布热津斯基承认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兴起的重大事实，都想方设法，转着圈子加以彻底否定。他在１９９２年５月间出版的名为《９１年１２月——我的立场》的新作中这样写道：“我们所碰到的是一个冒险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这实际上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乌托邦的、反人民的、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模式”；“苏联未曾有过社会主义，而是一开始就否定社会主义”。同年，他出版的另一部新作：《难以决断的年月选集１９８５－１９９２》（阿尔法出版社出版），又从另一个角度、以另一种说法，继续搞他的那种否定。他把苏联的社会制度任意定性为极权制度，说他所领导的改革，“就是从极权制度过渡到民主制度的改革”，并且发了这样一通议论：“在任何一个受到严格调节的国家里，社会就如同一个压得紧紧的弹簧。极权制度的危机愈是深刻，这个弹簧就压得愈紧，这个弹簧有可能突然间爆炸性地弹起来。……苏联的改革、它的重建正是防止了这个社会弹簧在我们整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爆炸性地、革命性地弹直。”戈尔巴乔夫对率先打开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长期进行着创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一度以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激励了各国谋求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有识之士的这样一个曾有很大影响的国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它描绘得一团漆黑、罪恶深重，然后全盘加以否定，进而又扩大和深化这种否定，力图以他全力加速的苏联的失败，去论证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失败。雅科夫列夫真不愧为戈尔巴乔夫的心腹，正是他在１９９１年以总统所辖的政治协商委员会的成员的身份，说出了当时戈尔巴乔夫还不便明说的心里话：“马克思主义最终使我们陷入了灭亡、落后和良心泯灭。”雅科夫列夫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武装的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由于在其基因中包含着原始罪恶，它在同历史的较量中失败了（塔斯社莫斯科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３日电）。很明显，依照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心腹的这种观点，根据他们的这种态度，遵循他们的这种逻辑，哪还谈得上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兴起，哪还说得到社会主义兴起在二十世纪开辟的世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哪还用得着去把握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在他们的心目中，这种历史性的兴起，这个崭新的时代和这个时代发展的主旋律，都是子虚乌有。有了这样的基本估计，再听听戈尔巴乔夫的如下议论，就会见怪不怪了。还是在《难以决断的年月》这部书里，他写道：“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所产生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那种二律背 反论，我总觉得现在已经过时。我们面临的完全是另一种选择：是要一个走向毁灭的社会，还是一个充满希望和生机的社会。”过了一年，他在一次答记者问时又强调说：“我过去是一个共产党人。我今天认为，重要的是要懂得未来的选择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我们必须从新文明的角度来思考。”（路透社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２日英文电）他还恶狠狠地把共产主义称为“一种过时的意识形态教条”。行文至此，不禁想起两个人物的两档事：其一，正是这位由虚假的“时代骄子”成为真实的“时代弃儿”的戈尔巴乔夫，他在１９９０年曾激昂慷慨地说：“我是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对一些人来说，那也许是一种幻想。然而对我来说，它是我的主要目标。”其二，是一位永垂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伏契克，他那部用鲜血写成的巨著《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作为全文结束的是含义深邃、值得我们反复思索体味的名言：“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人们确实应该警惕，因为戈尔巴乔夫现象、雅科夫列夫现象并非个别现象。苏东剧变后，俄罗斯的里里外外有那么一些人物，热衷于沿着这样的思路做文章：一、力图用苏联的最终解体证明俄国十月革命的最后失败。二、着力论述俄国十月革命是纯属一国的国内偶发事变，是沙皇战败、军民反战的伴生现象，根本与国内外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无关。三、斥责苏联社会制度的“非”社会主义、“假”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性质，以此反证俄国十月革命既没有在国内开通社会主义道路，更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开辟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四、断定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是内在的而是外加的，因而成为一个政治骗局，造成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兴起的假象，诱惑了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进行了一场不成功的社会试验，给共产党执政国家的人民开了一张永远兑现不了的乌托邦支票。做这类时髦文章服务于一个陈旧的政治目的，即：把苏联的地位、作用和命运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地位、作用和命运画等号；进而又把苏联的兴衰存亡与马列主义理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世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兴衰存亡画等号；然后把苏联的解体宣布为马列主义理论的“破败”、共产主义理想的“破灭”、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破产”，如此等等。然而，文章虽时髦，要实现这个陈旧的政治目的却并非易事。一切没有偏见的人都清楚：苏联尽管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最直接的、在一段时间内也曾是最主要的成果，但是它远不是这次伟大的、划时代的革命的成果的全部，无论从哪个视角看，从哪个意义上讲，它都不能与俄国十月革命画等号；苏联尽管在一段时间内曾被认为是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宣传和教育的中心、是共产主义理想正在开花结果的园地、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要基地，但是它决不是马列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想的化身，决不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全局，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从哪个层次讲，它都不能与马列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实践整体本身画等号。不管什么人，不管用什么方法，想用苏联的解体来对马列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实践，以及世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作出最后的判决，都是徒劳的。印度共产党总书记英德拉吉特·吉普塔说得对：“某些‘模式’的社会主义出于某种原因失败了，但不能以此否定马列主义学说中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科学原理。”（新华社海德拉巴１９９２年４月１０日电）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伊滕诚也发表了与上述见解类似的但又有独到之处的看法：“遭到失败的是特殊的苏联式的社会体制，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来理论和思想，莫不如说，由此而产生了向新的社会主义作尝试的好时机。”（《新自由主义能拯救东欧吗？》载日本《经济学人》周刊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９日）美国克罗拉多大学教授M·马布拉尔说得何等好啊：“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教育的危机在增强我们的信念：社会主义的选择仍然既有重大意义又有政治的必然性”；“我们必须敢于具有历史的想象力，敢于做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能这样，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０年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死亡，总有一天会像凤凰那样将其自身转化为新生。”（《改造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载《美国每月评论》１９９１年第８期）

敢于做马克思主义者！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歌猛进的日子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生机勃勃的岁月中，在时代发展的主旋律格外强化的时候，要具备这种品格、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是特别艰难的事情。倒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步履艰难的逆境中，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山重水复的境地里，在时代发展的主旋律明显弱化的紧要关头上，要具备这种品格，达到这样的境界，就成为难度特大的事情。但是，恰恰是这种严峻的时刻、这种严酷的环境，特别需要敢于做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无畏的、大写的人。列宁在俄国革命处于低潮、国际国内机会主义思潮泛滥的１９１０年１２月间讲过：“现在，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遍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同路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受到了来自截然相反的各方面的曲解，因此团结一切意识到危机的深重和克服危机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共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过了。”（《列宁全集》中文第２版第２０卷第８８页）既然，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低潮期捍卫马克思主义既然是再重要不过的事情，那么敢于做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再可贵不过的品格。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本性来说，敢于做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就是敢于做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

作为最严谨最彻底的发展理论，就其根基和整体而论，马克思主义永葆科学青春，永远是当代的。它既是时代的产儿又是时代的旗帜和时代精神的集中表现。按其基本特色来说，敢于做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就是敢于做站在时代最前列的、科学地把握时代发展主旋律的、无愧于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在神州的完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生成。遵循“结合”的铁则，敢于做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来说，当然就是敢于做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敢于做马克思主义者，敢于做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敢于做站在时代最前列的无愧于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敢于做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几个“敢于”，有一个具有关键性意义的相通之点、凝聚之点，即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们时代的新实际、与我们国家的新实际科学地结合起来，使其具有更浓烈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邓小平同志１９８５年９月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对此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他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

站在世纪新旧更迭的临界点上，综观社会的新情况、新事物、新变故和新　动向叠出的九十年代上半期，我们可以这样说，摆在眼前的新实际主要有以下几种：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上新台阶，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联系制约、借鉴扬弃的态势的新变动，三、美苏抗衡争霸的“两极世界”解体并向“多极世界”演化的新动向，四、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来潮及其对社会领域的新触动和新影响，五、全球问题的进一步加剧和它形成的新冲击，解决这一关系人类生存环境大问题的新探索，等等。这类新实际，经常以新课题、新挑战、新机遇的面貌出现。我们仰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威力，扩张和深化对新实际的认识，更有成效地去解决新课题、迎接新挑战、把握新机遇，力争在本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和新世纪的上半叶里，为促进世界社会主义的新转机、为迎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高潮、为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弱化趋势的缩小和强化趋势的扩大做扎扎实实的工作。《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最后两句话说：“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紧要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我们将永志不忘，并不断从中汲取跨世纪奋斗的力量。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