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体制在改革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已经提出很多年了，但一直未能取得实质的进展。为什么？主要的障碍在哪里？

应当看到，增长方式的问题，与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这样的基本问题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与如何配置资源的问题直接联系在一起。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会决定增长在发展的意义上是否有效率。中国经济中，那种旧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是由计划经济的体制逻辑决定的。而转变增长方式（以及调整经济结构），其实质、基础和实现过程，都在于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现在，虽然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如果在资源、要素市场上还缺乏健全的市场机制，不是由市场方式在主导，仍是由行政的方式、垄断的力量在支配，那就不可能展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和再配置过程。而这一点，正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

为什么消费需求长期不足，以致GDP增长如此高度地依赖投资拉动，且越来越依赖政府投资？因为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相对于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而收入结构说到底是由要素占有的状况决定的。在政府、垄断性国企控制着金融、土地、能源等基本资源，不断向各种利源扩张，多方与民争利的情况下，在民间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以至生存长期面临融资、税费、市场准入等诸多方面的困难，且宏观政策一旦扩张就主要扩张国有部门，一旦紧缩就首先打击民间经济的情况下，民众的就业、创业一定遭遇日趋恶化的条件，收入结构一定发生居民所占比重下降的趋向。这样，对GDP增长的追求就会很方便地依赖更多的政府投资，而越依赖政府投资，就越强化垄断和行政权力对资源的控制，越加剧旧的增长方式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失衡。人们知道，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但由于政府、垄断性国企控制基本资源的体制，这个矛盾已歪曲地表现为人民群众的“需求不足”与政府投资形成的产能过剩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不解决体制上的扭曲，而简单地讲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是不得要领的，也是不合逻辑的。

为什么增长也过度依赖出口？除了同样由上述问题所导致的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外，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国内外市场在规则、信用、秩序等方面的差别使内销的交易成本显著高于外销。为什么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而不是三次产业协调带动？特别是第三产业为什么发展缓慢？原因仍在于垄断，在于第三产业的许多行业仍未向民间经济开放或开放不足。为什么增长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而不是更多地依靠科技、管理等各方面的创新？这既是因为资源价格基本不是由市场机制决定而主要实行由政府控制的低价格，又是因为在体制机制上缺乏对创新的有效激励。

凡此种种，无不表明，长期阻碍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因素，是体制因素。历史地看，旧的增长方式是旧体制形成并长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因此，转变增长方式的任务只有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完成。然而当以此为目标的市场化改革进入曾经被称之为“攻坚”的阶段以后，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出现了某种停顿，以至于在若干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发生了不进则退的情况，旧体制的垄断控制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旧观念、与之相联系的某些部门和群体的特殊利益倾向有所增强，而新体制的优势趋于减弱，虽然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这一目标早已明确，但实际状况与之相差甚远，行政权力、垄断势力在很大程度乃至更大程度上控制着资源的配置，而近来又有不少论者跑出来要把这种状态模式化，不断论证其合法性。旧的增长方式及其必然带来的种种严重失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因这样的体制缺陷而愈演愈烈的。

这种局面十分尖锐地警示我们，市场化改革的体制成果仍然是很有限的，目前这种已表现出某种固化趋势的、由行政权力主导的不完全的市场体制已不可能支撑长期、整体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实现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不可能普遍增进人民的福利。如果不能以真正深刻的危机意识和清醒坚定的战略思维，下大决心团结人民抓紧重启、深化市场化改革，认真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和富民目标来加快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九五”、“十五”、“十一五”一再强调的转变增长方式（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就还将久久地拖延下去。如此，则不论达成多少GDP增长指标，不论政府和垄断国企如何财大气粗，也无法消除种种深层次危机因素。而严重的问题在于，改革越迟滞延宕，改革的条件就越会恶化或丧失，发展的战略机遇也就会随之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