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城乡关系

中国的城乡关系或者“三农”问题需要在中国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去重新理解。

这个历史视野包涵以下的基本判断：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社会结构在晚清开始改变，这是中国现代性的开启，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传统中国城乡互哺关系的断裂与对立。地方精英蜕变为杜赞奇所描述的营利性经纪人，“地方”和“国家”的概念产生变化，新的国家建设和地方军事发展，使得赋税日益沉重，所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革命的任务就是打倒军阀土豪劣绅和打倒帝国主义，这是国共合作时期农民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展开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还处于消极被动的中国农民，十年后却在大革命时期大规模地成为革命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

在这个意义上，乡村革命与中国现代政党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理解。今天的流行观点是1949年之后摧毁了传统的乡绅自治的社会结构，这一看法是违背基本历史事实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来源于二十年代的国民革命，它的前提正是传统社会的崩解和失序，这就是为什么二十年代最具有动员力的口号是：“打倒土豪劣绅！”它表明了晚清以来乡治危机与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30年代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乡村建设运动，力图对逆转的城乡关系进行改造，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开始投入这个城乡裂变的现代中国的大命运中。

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以“群众路线”的方式成功地完成了现代政党和中国社会最大多数人群的结合，完成了把晚清以来日益解体的乡村社会整合成革命主体的功能，从而使得乡村社会成为中国革命不竭的力量来源，实现了对外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对内统一国家权力的历史任务。1949年以后的民族国家建设中，工农联盟被放在至高无上的重要的地位，并以此重建新的城乡关系，这个关系既以剪刀差的方式强制实现农业、农民、农村对城市、工业的支持，也以国家自上而下的方式强制进行对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回馈，以“缩小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大学生以及知识分子，都被鼓励乃至强制到农村去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因此，当八十年代以后，三大差别急剧扩大，所有的资源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迅速往城市集结，城乡断裂则必然加剧。

人民公社扩大了传统的宗族制度

我们需要在这个视野中去理解梁漱溟试图在村校、乡校基础上完成的政治、经济、教育三者合一的乡村建设方案，在梁漱溟看来，“政治经济合一，亦是对西洋近代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分离说的”（《乡村建设理论》，见《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因此，这个方案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资本主义的方案，而是相反，是抵御资本主义的方案。在他看来，中国以乡村建设的方案完成的新社会应该具有这样的特色：其一，新社会是先农而后工，农业工业结合为均宜的发展。其二，新社会是乡村为本，都市为末；乡村与都市不相矛盾，而相沟通、相调和。其三，新社会以人为主体，是人支配物而非物支配人。其四，新社会是伦理本位合作组织而不落于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两极端。其五，新社会内政治、经济、教育（或教化）三者是合一而不相离的。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一定是筑基在如下两点上，一是以农兼工；二是由散而合。“入手在此，收功也在此。此外再没有旁的问题。如何促进农民合作，又是如何工业化的前提。或者说，二者迭互为缘，相偕并进的。”传统的农民、乡村是资本主义天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以乡村的解体、农民的消失为前提，这就是所谓城市化过程。它被定义为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但是这却是梁漱溟最大的质疑所在，即如何让农民不离开土地来获得生存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如何最大程度上保持乡土社会的有机性，保持社区？这其实也是梁漱溟的追求，即社会本位的追求。农民离开土地的前提必须是农业可以养活足够的城市人口，以及城市有足够的工作机会和生存空间提供给农民。这两个客观条件在中国都是没有完成，也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正是梁漱溟终其一生的强调，中国的农业“天然地”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强调了人民公社与传统乡村社会的继承关系，他认为人民公社是扩大地继承了传统的宗族制度。他在讨论梁漱溟的文章《另一个五四》中，也是从同样的视角出发的。

中国革命就是传统的“乡约”的一个扩大了的全国规模版， 而这些也恰好正是梁漱溟所谓“新礼俗”的内容。

我们原来认为这些“社会主义”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式， 这恐怕只是一种局限于用意识形态的眼光来观察的结果。就中国来说，这种社会主义所造成的结果， 是突破了宗族的框子而扩大为国家规模的礼治社会， 土地公有制成为其物质基础， 在此基础之上， 靠“大公无私”的共同性而完成的重工业化， 以及支撑这些新的社会关系的男女平等、教育制度、医疗制度、交通、通信网等等， 总而言之， 这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在这些现代化的成果之上，才有了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 即对“个人营利”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