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改革需要庞大的中产阶层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资料图）

1992年1月18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找到了真正的突破口，自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

在经历了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二十年后，时间跨入2012年，中国面临外部和内部局势的多重变化。世界发展多极化，欧美债务危机阴霾笼罩，很多国家进入“选举年”，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国文化交锋、碰撞、融合。中国国内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也进入关键期，对于改革的各种声音再次出现交锋。

中国是否又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如何评价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下一阶段的改革如何有效推进？《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及东亚问题专家郑永年。

日报：你如何评价邓小平南方之行对中国改革的意义？

郑永年：中国改革的真正突破口就是南方之行。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搞经济改革，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发展，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但是80年代中国的改革没有取得突破口。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发展，真正的变化是在南方之行以后。

通过南方之行，邓小平要从沿海省份尤其是广东的发展经济中找到继续改革的动力。

南方之行非常重要，它解决了谁来改革，改革什么的问题。南方之行以后，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样就终结了当时“姓资”、“姓社”的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争论，因为市场经济只是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可以。

接着，中国经历了一波经济制度建设的浪潮。现在所看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都是90年代建立的，分税制，中国银行制度改革，“抓大放小”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等。中国还克服巨大的困难加入了WTO，从制度上和国际经济体系接轨。

同时，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南方之行不仅为国家经济发展指出了方向，也为共产党发展找到了出路。

南方之行给中国共产党找到一个方向——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党。南方之行以后央地分权，1995年以后国企改制，产生很多私营企业家。执政党首先修改宪法，民营企业合法化。再接着，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容许和鼓励民营企业家入党。后来的物权法确立了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这些都是巨大的成就。

日报：在南方之行二十周年的当下，中国改革似乎又面临一个十字路口？

郑永年：对，邓小平说要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现在到了分大饼的时候还是继续把大饼做大？在一些方面，左的思想抬头，过分强调分大饼，想通过分大饼的方式来达到社会公平；同时很多地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敢提了，很多不好的现象都归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又面临一个十字路口。

近年来很多人觉得没方向了。我认为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很多问题是中国的改革者在改革试验过程中，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分开，没有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分开。

比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都是社会领域，但是在中国都看成是经济领域，用经济政策去取代社会政策，把这些本来应当是社会的领域成为产业甚至是主柱产业在发展。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就有人建议开放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的恶果到现在都没法解决。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房地产又成为支柱产业。之前，医院也成为暴富产业。中国的很一大部分经济增长是政府为了追求GDP主义通过破坏社会而得到的。在经济领域呢，应该是市场化的，反而体现过多的社会主义成分。例如国有企业改革没有深入，搞垄断，越做越大。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国有企业大扩张，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空间。民营企业本来生存很困难，现在更困难，因此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企业家外逃。企业家外逃了谁来发展经济？国有企业已经改变原来的设想。现在的国有企业不是国有的，已经成了国家政府代理人的企业了，赚钱自己分，赔钱了向国家要钱。国有企业内部私有化情况很严重。谁来监督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怎么建立？国有企业内部要不要引入竞争？这些都有待于解决。

日报：所以，你认为现在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的改革有些失衡？

郑永年：以前公务员下海，现在大家拼命往体制里跑，民营企业在抱央企的大腿，社会已经失衡。当然，欧美国家，日韩都有其自己的失衡。中国的失衡在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失衡。90年代改制后，基本上达到了国民经济结构的平衡，现在国进民退。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失衡，大型国有企业抢占民企空间，必然造成此现象。归根结底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失衡，政府力量越来越强，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小，所以大家都想脱离市场进入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