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反腐第一人”周文彬： 副科没了，不能再让名誉也被抹黑（2）

那些年，单位

曾经的周文彬，也想在体制内实现自己的理想。

1988年，刚刚20岁的周文彬因为没有考上好的大学，就通过家里的关系当时的利辛县国营企业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上班。

那时，周文彬觉得这份工作给他带来了很体面的生活。“县领导、公安局长的儿子也都在那上班，我能进去，觉得很高兴，在同学面前也觉得有面子。”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由于企业效益不好，企业跟行政事业单位的身份差距开始显现。周文彬说，没有了铁饭碗，企业效益不断下滑，明显感觉到主人翁的地位没有了。他想通过努力进入行政单位，改变这种身份落差。

1993年，他等到了这样的机会。通过安徽省补充党政机关干部考试，他进入安徽省后备人才库，“成了一名国家正式干部”。次年，他被分配到利辛县城关镇土地所上班。但单位跟企业的风气早已不一样了单位的领导只对上级负责，对下都不关心。

这种风气转变让周文彬多少有些难以接受，心里也极不舒服，但他自始自终都忍了。“那时候没有责任感，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周文彬说，“我那时候想着的就都是自己的前途。”

体制身份让他也体会到了权力的好处。周文彬说，不管走到哪，群众对他都很客气，到哪都有人请吃饭。至于具体的工作，用周的话来说就是，“吃吃喝喝又是一天”。然而，当面对更大权力时，矛盾发生了。

一次，周文彬下村巡察，发现有一户村民私自盖房，他走上前去没收了村民的“风刀”（砌墙用的刀），并让村民不得再继续修建。后来，这户村民找到他的上司，“送了一些烟酒”，还请了所有工作人员吃饭。饭桌上，不胜酒力的周文彬喝下了半瓶啤酒。

饭后，村民找周文彬要刀，他想都没想就领着村民到办公室把刀还了。临出门前被所长发现，所长一声吆喝：“放下，给我放下。”这样的场景让周文彬很是难堪，“以后还怎么在村民面前说话。”

越想越窝气的周文彬在一次酒后找到所长，质问他“村民该给的都给了，我们该吃的都吃了，为啥不把刀还给村民”。见所长不吱声，周文彬上去就给了所长一拳。这一拳，让28岁的周文彬失去了晋升的机会。“没有什么正义感，我就是为自己的面子才打的。”

人到中年

三十而立，周文彬仍是一个普通的科员，这让他觉得怀才不遇，但对体制仍充满希望，他觉得组织会想到他的。于是，在他的同事大都通过潜规则上位之时，他仍想着通过考试来改变命运。

渐渐地，失去了年龄的优势，他开始意识到，只有服从潜规则，自己才有可能得到改变。但这时他发现已经无人可找，“找不到人，家里也没有经济条件，就算有钱，没人也送不出去。”

周文彬自嘲，那时候职位都是明码标价的，“我听说一个乡党委书记就是20万，乡长就是10万……”

升迁无望的周文彬，也曾想做一些小买卖。然而，1998年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让大量工人失业，周文彬打了退堂鼓“温水煮青蛙”式的工作环境让他失去了社会竞争力。“我已经不年轻了，还有孩子要养，那么多人失业，我出去能不能找到工作还说不定。”

他选择继续留在单位。

2007年9月，利辛县将原有的26个乡镇土管所合并为10个中心土管所，并公开招聘10名中心土管所所长。一年后，经笔试、面试等综合考核，周文彬应聘到胡集中心所任所长，试用期1年，享受副科级待遇。

这时候，周文彬想的就是去适应，“讨好拍马屁。”“为了照顾好局机关下乡的工作人员，从来没进过歌厅的他也和乡镇领导一起，请工作人员去吃饭唱歌。”

就在他面临转正的关头，利辛县国土资源局一把手易人。这时已经深谙官道的他，马上托人找到新局长，两次送了共9000块钱的礼品，“希望局长多多照顾我的工作。”一年后，他成为惟一的被撤职者。“很意外，我该做的都做了，领导把东西也收了。”周文彬说，“我愤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