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学校的“普九”债务链

义务教育是谁的义务？今天这是一个指向十分明确的问题，而在10年前它还讳莫如深，是一个触人心痛的话题，因为那时的义务教育基本上是家长的义务。

经历了教育产业化的混乱年代，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责任有了明显提升。随着教育投入逐年加大，义务教育这驾曾经失控的马车正在努力修正方向，回归本位。

讨债10年

2012年农历春节的日历还未翻过，河北栾城县退休教师焦梅有些无措，她在忧心两个孩子的大学学费。

自从丈夫去世后，焦梅独自拉扯两个孩子，照顾年迈的母亲。退休前，她被查出患有乳腺癌，日子过得更紧巴。“我15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焦梅攥着身上洗得发白的棉袄，皱纹堆积的眼角泛起浑浊。

为了两个孩子的学业，焦梅想尽了各种办法。眼下，她把希望寄托在一纸没有兑现的协议上，期望它能解燃眉之急。家徒四壁，她从一个乌黑油亮的旧箱子里翻出了这张“借款协议”，讲述了它的过去。

这是一纸10年前的教师为学校垫资协议。当年她在栾城县冶河中心小学任教，学校为了迎接“普九”而装备微机室，因无钱转而向老师们集资。

那时候焦老师的月工资只有800元左右，每月都要从牙缝里精打细算，根本没有余钱。怎奈校领导三天两头做工作，焦老师从亲戚朋友处东拼西凑，筹得2万元。校方和老师们签订了书面协议，约定年息一分，待“普九”验收达标后，连本带息返还。

2002年，学校顺利通过了“普九”达标验收，焦老师等人的集资款却没了眉目。焦老师的同事翟老师向学校集资4万元，直到去世，翟老师也没有要回本金。

要回款项的希望再次浮现，是在去年8月，县里召开了化解“普九”债务工作会议。但希望旋即成了失望，他们的账户上只出现了集资款本金，“我们向县财政局一位工作人员询问利息的事，她说‘能还本金就不错了’。”

这个春节，栾城县某小学校长李文过得惶惶然。不断有老师通过电话或短信问他集资利息的事，他不知如何回答，被逼问不过，只得回复：“政府会讲诚信的。”

李文回忆，2001年，县里开始搞“普九”验收，让各学校都上微机室。“当时县里只给两所学校上了微机，号召其它学校自想办法。”办法最后想到了老师头上，各乡镇中心校召集辖区内的校长们反复商议，拿出了一致意见，以略高于银行利息的办法向老师集资，当时银行年息是8厘，给老师们约定的利息是1分，计划通过收取学生上机费和杂费来还本付息。

9月1日一开学，李文就逐个找老师们谈心，请他们配合这项工作。“没想到进展那么难，老师们说没钱，我说你200、300的总有吧？”

李文还“率先垂范”，自己从信用社贷款2万元用于集资。另一位老师生活并不富裕，为了配合学校工作，也以个人名义从信用社贷款1万元，“贷1万，其实到手只有9000元，其中1000作为利息被信用社提前扣除了。”

按照垫资协议，“放贷老师如有急用项，校方可随时结算，给予力所能及的本息偿还”。第二年，贷款1万元的那位老师遇到家庭变故，急需用钱，李文不得不抽出9000元还给她，又挨个儿地找其他老师拆借，“跑断了腿，说破了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