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学校的“普九”债务链（2）

工作做了将近一年，李文才挤牙膏一样挤出来4万多元，还有一大半资金缺口，只得与电脑公司签订欠款协议。

他所在的地方距石家庄市只有20公里，但现实情况是，这些农村地区的学校，一位老师的工资往往负担全家人的生活，彼时一位从教30年的老师月收入仅800元左右。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筹建起微机室。对于还款，李文并不担心，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县物价局核定的学校上机费收费标准为“每生每学期50元”，小学3年级以上学生开设微机课，用不了几年，这个窟窿就可以补上。

2003年，教育部一位负责人到石家庄调研时透露，“上机费、取暖费”有望纳入收费项目。李文还兴奋地拿着相关报道，安抚那些不断要求退款的老师，给他们吃上定心丸。

孰料，话犹在耳，这位负责人走后一年，该项收费便在治理“教育三乱”中被叫停。老师们的借款从此成为一笔呆账。直到2011年2月，河北省召开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在年底全面完成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化解任务。

“我们的利息还有说法吗？”这是拿到本金后老师们心中的疑问，他们的追问让李文度过了数载难捱的春节。

“按照文件规定，应该给利息，但不是以当初的约定借款利息，而是不高于银定同期固定利率。”栾城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解释说，此次栾城县共有约1270万元“普九”债务，当地成立了财政、教育、审计等多个部门组成的工作组，事先对债务进行了审计和公示，老师们反映的只拿到本金而没有利息问题，“教育部门未接到投诉，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老师们曲折的诉求之路，牵出了昔日农村教育的一段辛酸往事。

义务教育曾经是家长的义务

李文至今还很庆幸，他在“普九”上动作不大，否则那些债主盈门的日子难以想象。

当初有的学校为了高标准迎接“普九”，负债硬化了操场，上了多媒体教室。有人劝李文也弄个多媒体教室，他拒绝了。李文说，这样做倒不是因为自己原则性有多强，实在是有心无力，建多媒体教室所需资金比微机室更高。

10年前他所在的学校还是一所村办小学，这里老师们的工资实行的是乡筹县管，由乡里统一收取费用交给县财政，再由县财政统一发放到老师手中。对这些没有什么工业企业的乡镇来说，光教师工资就要占到乡财政的大头，更谈不上教育发展经费了。

这里的小学大都实行乡村联办，几个村办一所中心小学，因为没有经费，学校的大事小事都得去找村里解决。而学校增加仪器、维修校舍等改善办学条件的费用最终都得摊到村民头上，一些村民说，那时候一年到头辛苦挣来的钱大都花在了孩子的教育上，根本不敢奢谈消费。

“过去学校搞建设都是自筹资金，往往是做一次工程，乡里一次次开会，反复动员大家集资捐款。”一位乡中学校长回忆当初的窘境。过去愁的是没有办公经费，只能靠收杂费或欠债勉强维持学校正常运转。甚至，学校课桌椅都是学生自备，老师们往讲台上一站，看到台下参差不齐、高低错落一片。至于日常用度，小到书本资料费、住宿费、取暖费，大到校舍维修、信息技术教育费等，全得家长自掏腰包，往学生头上想办法。冶河镇的许多居民对当年镇中集资还记忆犹新。1995年，当地兴建镇中，因为没有经费，连续多年向全镇的中小学生集资，小学生每人集资200元，毕业时退还了40元，初中生每人集资300元，毕业时退还了180元。镇上一位个体经营者至今还记得当时父母一时筹不齐集资款，她含着泪被老师挡在教室外的情形，“当时年龄小，恨老师、恨学校，后来长大了，才明白这不怪老师们”。

办学经费的缺乏，还造成农村地区师资流失或不安心于本职工作。有一段时间，人们宁愿到县城里当一名普通老师，也不愿在农村乡中做校长。

“教育界最乱的是新老世纪交接那几年。”这些从教多年的老师们回忆说，投入低，思想混乱。

那是一个教育资源稀缺的年代，也是一个“教育产业化”大行其道的年代。不仅高校开启了高收费时代，各个县也纷纷成立教育产业办公室。一些人认为，将“产业化”引入教育领域，不仅可以摆脱教育经费捉襟见肘的窘境，而且能够开拓教育发展的新领域。

基础教育“产业化”的结果直接衍生出“教育三乱”：各种捐资助学费、校中校、泛滥的特长班、多如牛毛的资料费和各种学习用具费，教育一度演变为高收费，过半城市家庭难以承受。如果城市家庭还可以勉强承受的话，农村贫困线上的孩子就面临着辍学的危险。

“我有时在想，明明街上有卖作业本的，教育行政部门干嘛要让学生统一订作业本？一个农民种麦子，一斤能赚5分钱就乐得不行，可一个小本就赚3角，这怎么比？”一位曾经的教育产业办公室主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