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后中共和平土改的尝试与可能问题

所谓“和平土改”，就是采用和平的而非暴力的办法，相对温和的而非激烈敌对的态度，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抗战结束后，中共中央一度似乎尝试过采取过这种办法和态度来解决土地问题，结果还不到一年时间就放弃了这种努力，改行了极为激烈的剥夺地主富农土地财产，将地主富农打入“另册”，甚至乱打乱杀的暴力土改方针。这一做法虽然不久即得到纠正，但和平土改作为一种方针并未得到认可。随着建国后不久中共中央尖锐批评新区土改对地主过于温和，再度推动激烈的土改运动，“和平土改”从此成为阶级调和论的一种代名词而遭到根本否定。影响至今，凡提到中共土改者，必和阶级斗争的激烈手段相联系，很少会有学者真正相信，一向主张“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1]的中共中央，也曾经有过和平土改的认真设想与尝试。[2] 

在这个问题上，虽仍有少数传统的涉及中共党史的著作肯定中共有过类似做法，但其说明和解读却通常让人不明所以。如赵效民主编的《中国土地改革史》把当时这种情况的存在形容为各地“不拘一格的土地改革”办法之一种。[3]董志凯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认为温和土改方式不过是中共中央战后初期出于统战考虑“给农民增加一种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4]金冲及的《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注意到中共中央的相关指示，但只是原文照录，几乎没有解释中共中央如此设想和尝试的复杂原因。[5]相反，与罗平汉的《土地改革运动史》一样，二者都强调全面战争很快爆发后，客观上“要求必须在较短时间内果断有力地解决土地问题”，以动员农民参军参战的情况，因而认为这种相对温和的土地改革方法不可能实行。[6] 

那么，战后的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究竟是否在土改问题有过和平土改的设想，以及为何会有如此设想，这一设想最后又是因为何种原因被彻底放弃了呢？本文即试图根据战后初期中共中央最初的土改政策变动情况，特别是涉及到和平土改方针变动的情况，略作考察。 

“五四指示”的产生及其背景 

要说明战后中共中央和平土改的设想问题，必须要首先说明1946年关于土改问题的“五四指示”是如何产生的？ 

今天，凡谈到1946年“五四指示”产生背景的，几乎无不强调：“那时，全面内战的爆发已迫在眉睫”，或“大战在即，迫切需要动员农民以极大的热情支持革命战争”。[7]但是，客观地考察1946年5月4日以前的国共关系情况和当时国内形势，是否真的已经到了“全面内战的爆发已迫在眉睫”或“大战在即”的关头了呢？ 

众所周知，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停战令达成，政治协商会议召开，31日政协通过五项重大和平决议，并决定了整编国共双方军队的原则方案，从而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和平民主的舆论热潮。紧接着，中共中央于2月1日通过并向全党发出了准备迎接和平民主新阶段，“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的重要指示。[8]在此方针影响下，中共中央于2月21日发出指示，部署参加5月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代表推举工作。[9]25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军队整编及统编基本方案》。3月6日和7日，毛泽东接连起草并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电，要求各地中央局在3个月内外以复员和整军的名义，完成第一期精简1/3兵额的任务，并抓紧部署第二期再精简1/3的工作。[10]随后，因国共双方围绕着东北接收问题发生冲突，和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有否认政协决议的种种言论，导致中共中央停止提交准备加入国民政府的领导人名单，并要求将国大召开延至双十节。5月1日，鉴于争夺东北半壁江山的四平战役进入白热化，毛泽东明确主张：一面“坚持奋战”，一面力争“求得有利我之和平”。[11] 

不难看出，尽管国共两党在“五四指示”形成前在东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摩擦冲突，甚至爆发了四平街之战，但关内民众和舆论的和平声浪依旧，多数地区中共的党员干部内心也普遍存在着和平心理。即使是毛泽东，也不时发出指示，强调和是大势所趋。他对坚持以战促和的作法持怀疑态度的多数党的高级干部，也还要顾虑到多数人的思想顾虑，只好通过十分委婉曲折的方式来做政治局常委几位领导人的思想工作。[12]注意到这样一种历史背景，应当不难想象，“五四指示”制定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其实还并未做好“大战在即”的思想准备。 

那么，立足于推动土改的“五四指示”又是因何而发的呢？其实，关于这一点，“五四指示”本身就写得十分明白。指示开宗明义就说明了中共中央决定要将抗战期间的减租减息运动引向土地改革运动的原因所在。这就是：“根据各地区最近来延安的同志报告，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广大农民已经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在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或正在解决土地问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不能不坚决拥护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并加以有计划的领导”。“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丧失土地，不要害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要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获得和正在获得土地。”因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13] 

显然，我们在“五四指示”当中，丝毫看不到因“大战在即”因而要加速土改，动员农民以应需要的内容。不仅看不到，而且会注意到“五四指示”内容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颇为矛盾的现象。即它一方面强调要“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的“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不要怕这怕那；一方面却又再三强调在宣传上暂时不要公开土改意图，仍应维持减租减息的说法，在行动上除对少数充当大汉奸的地主以外，一般也不得采取没收土地的做法，要着重于通过“佃权交换”、“清偿负欠”等有偿形式，迫使地主“自愿出卖土地”。指示明确规定：“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应多采取调解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与农民的纠纷”；对抗属、烈属、干属及开明士绅等，还要“给他们多留下一些土地，及替他们保留面子”。[14]以至于这一指示从一开始就被下级干部形象地概括为“一条批准九条照顾的土地政策”，使原本在一些地方已经相当激烈的夺取土地的运动，反而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制约。[15] 

对此，一年之后刘少奇曾经有过一种解释。他说：“从‘五四指示’当时的情况和环境条件来看，要求中央制定一个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全国要和平，你要平分土地，蒋介石打起来，老百姓就会说，打内战就是因为你共产党要彻底平分土地。当时广大群众还没有觉悟到和平不可能，还不了解与蒋介石、美国和不了。……为了既不脱离全国广大群众，又能满足解放区群众要求，二者都照顾，使和平与土地改革结合起来，结果就产生了‘五四指示’。”[16]刘少奇这里所谓“当时广大群众还没有觉悟到和平不可能……”等等，其实也是“事后诸葛亮”了。但他所谓当时为了满足解放区群众要求，又不脱离全国广大群众，因而将和平与土改二者兼顾，却恰恰就是形成“五四指示”的重要背景所在。 

中共中央推动土改的关心所在 

注意到“五四指示”内容的矛盾性，自然也就不能不考察中共中央非如此不可的原因所在。 

根据“五四指示”所说，中共中央决心批准“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是基于“各地区最近来延安的同志报告”谈到“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广大农民已经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因此，“我党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换言之，中共中央这个时候提出土改意图，并非有计划地设计在先，部署其后，而是受到地方报告所称实际运动的推动，非明确表态“并加以有计划的领导”不可。 

那么，中共中央是如何受到地方报告的推动的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1946年4月中旬中共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到达延安，汇报了华中根据地减租清算试点的情况。在谈到淮安县石塘区农民已经充分发动起来，甚至出现数千人集体进城押了几十个地主回乡，清算其剥削账的现象时，刘少奇当即表示了不赞同的态度，指出：“目前各地发动的算账运动，对大地主、恶霸及汉奸化了的地主是可以进行的，但不要普及到中小地主及富农。”鉴于此，邓子恢马上于20日致电华中分局称：“今天我们主要口号是减租减息，至于清算旧账，一般是对汉奸及少数恶霸来提，不要向一般中小地主普遍算旧账。这会引起整个地主阶级之恐慌，而感到无所底止。”[17]由此不难了解中共中央对各根据地的减租清算运动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因此发现大规模冲击中小地主及富农的情况，颇感不安。 

紧接着，中共中央又召集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和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等人汇报各地减租清算情况，意外地发现，各根据地农民在减租清算斗争中的普遍倾向是要夺取土地，一些地方已经直接或间接地采取措施支持农民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18]因此，仅仅几天之后，即在4月26日，中共中央就有电报给没有来中央汇报工作，但同样向中央提出了这类问题的晋察冀中央局去电说明：“现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均有极广大群众在清算及减租斗争中直接解决土地问题，我党不能不拥护群众此种土地改革行动，现中央正召集各区负责同志讨论这个问题。”邓子恢因此也不能不马上急电华中分局，说明：“华中目前群众发动应大胆放手，不应束手束脚，不要过早纠正过左，不要害怕改变土地关系。”[19] 

刘少奇及中共中央这种态度上的变化，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中共领导人到4月下旬还不曾意识到土地问题已经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更不曾想到过要用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来动员农民。推动中共高层在这个问题上改变政策的，不是战争形势，而是各根据地减租清算运动中所反映出来的现实状况。 

可以与此相应照的，还有经过各种年谱、传记和专著所透露出来的中共中央讨论通过“五四指示”时与会者的发言记录。 

关于中共中央讨论“五四指示”的会议记录，存在着时间上的不同解释。因为当年关于“五四指示”的会议记录未标明时间，且被误植于3月15日另一次会议记录之中，因此，《任弼时年谱》的编撰者认为所谓“五四指示”的讨论会实际召开于1946年3月15日，[20]而《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谱》以及《刘少奇传》的编撰者则否认3月15日会议讨论过“五四指示”草案，坚持“五四指示”的讨论发生在5月4日当天。[21] 

不论此一讨论发生在3月15日，还是5月4日，对笔者的讨论，当不会发生多少妨碍。这是因为，从会议记录所显示的发言内容，与会者没有人从“大战在即”这个角度来谈论推动土地改革的必要性的问题。 

根据会议记录，任弼时首先报告各地减租清算情形。说明“各地群众利用清算的办法，迫使地主赔偿积欠”，“依减租减息的标准来看，这种运动是‘左’了；依群众运动现在的标准来看，限于减租减息的办法是右了。”“现在党的面前的问题是，是否批准群众的这种运动”，即“用彻底的减租减息的名义，争取在今年内基本上解决农民要求土地问题”？ 

康生发言肯定农民的作法，称：“减租清算运动发展中的实际内容是农民要求土地，解决的方法……一般理由都比较正大。结果地主只好出卖土地，而农民又不要买地，于是减价折价让予农民。老解放区大概从1943－1944年就着手解决了，日本投降前已解决得差不多了。新解放区约三分之一亦已解决，但有种种偏向。” 

刘少奇提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说：“土地问题今天实际上是群众在解决，中央只有一个1942年的土地政策的决定，已经落在群众的后面了。今天不支持农民，就要泼冷水，就要重复大革命失败的错误，而农民也未必就范。”但是，“要看到这是一个影响全国政治生活的大问题，可能影响统一战线，使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退出与我们的合作，影响我们的军队、干部与国民党的军队，影响国共关系与国际关系。内战虽不由此决定，但会有重大影响。因此，不能不作谨慎的考虑。” 

林伯渠问道：“另外有什么既不过火又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徐特立提醒说：“大革命时代的错误一定不可重犯。” 

毛泽东表态称：“七大写的是减租减息，寻找适当方法实现耕者有其田。当时七大的代表多数在延安时间太久，各地新的经验未能充分反映，现在有了这种可能，使我们从观念形态上解决问题，进而使一万万人得到利益。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严重的斗争，而不致失去群众的支持。国民党比我们有许多长处，但有一大弱点，即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民不聊生。这一方面正是我们的长处。”“现在类似大革命时期（查历史问题决议说法），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共产党是否批准，今天必须表明态度。”解决土地问题，“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是下层建筑，其他都是上层建筑。这必须使我们全体同志明了。”当然，在宣传上，应当“暂时不讲耕者有其田，但将来一定要宣传。” 

刘少奇最后对讨论作了结论，说：“方针作这样的决定：实行耕者有其田，文字还可以修改。”[22] 

总结上述发言，不难了解，第一，“五四指示”的形成，与当时的战争形势并无直接关联。第二，直接影响中共中央不得不下决心进行土地改革的最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根据地农民受到中共各地阶级政策的影响，已经开始广泛地尝试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相当部分地区实际上已经通过这种方法解决了土地问题，中共中央必须做出反应。二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所留下的心理阴影。从与会者多人不约而同地强调不能重复大革命失败的错误这一点，可以明显地看出，由于中共此前始终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当时在工农运动问题上采取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态度，特别是压制了湖南农民运动，因此，中共领导人这时不能不把是否支持根据地农民获得土地的要求，视为可能再度影响其革命成败的关键性要素了。由此可知，与其说中共中央1946年决心推动土地改革运动是为了应付国共全面战争的动员措施，倒不如说这是它在突如其来的农民运动面前，基于其对1927年革命失败所总结的经验教训，而采取的一种应变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