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驱逐的废品：废品市场被迫迁离曝监管缺位（2）

被驱赶的行业

事实上，东小口并不是徐福生最初的创业地。早在1995年前后，北京最大的废品回收市场还在北四环中路卧虎桥。那时刚刚通过蹬三轮车收废品挣到一些钱的徐福生也在卧虎桥落了户安了家。

然而卧虎桥很快就拆迁了。徐福生就携家带口搬到了朝阳洼里——现奥林匹克公园所在地。那时候就已经不再是市场管理了，而开始与当地的村办企业签合同。

而到了2002年，洼里要进行“农转居”改造，又脏又乱的废品回收市场不得已继续北迁。徐福生一家也北迁至了昌平区陈营——现立水桥地铁站一带。

而五号线地铁的建设，又再次让徐福生搬到了现在的东小口村。

徐福生并不是一个特例，生活在北京周边的废品回收者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因为市场不稳定，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不敢贸然做大的投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2000年，像东小口这样的回收市场总是面临着被赶来赶去的困境。现今在东五环外，位于的白家楼废品回收市场，同样是从四环内的红庙被赶到四环外的十里堡，最后又搬到五环外的白家楼村。

徐福生在寻找下一站归宿的同时， 也在考虑转行问题。在他看来，“这一行是没人管的一群人。”

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北京市就有了独特的废旧物资回收体系，当时是作为与环卫体系平行且独立的部门，由供销系统的回收处负责管理。改革开放后，当地政府部门逐渐退出了回收行业的直接经营，供销系统等国有资源回收公司也在体制改革中变身，将职能转化为开办和管理大型废品回收公司，具体业务转交给私人经营。

这一时期进城的农村人，迅速成为废品回收与运输的主力军。在自行产生和多年发展之下，形成了规模庞大数量惊人的拾荒大军。但这个行业规模究竟有多大，由于人员分散，管理无序，迄今没有官方的精确统计。

一些民间环保组织和机构试图对此进行估算。2006年，北京社科院经调查撰写了《拾荒大军调查报告》，估算北京有30万拾荒者，每年从北京捡出30亿元。

环保科技专家、北京环境科学学会副秘书长董金狮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十年前北京拾荒者的统计数据是13万人，而今至少有15万人。这一数据只针对于产业链条前端的一线拾荒工人，并不包括后端产业链的物资回收市场和加工企业的人员。

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研究员陈立雯在近两年内多次针对北京市废旧物资回收进行调研，她发现，这个产业不只需要政府管理，更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陈立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所谓‘管理’就是收取租金这类似居委会与物业公司做的事情。而主管部门也仅仅是向小区内投放废旧物资回收房，其他方面却没有更大作为。”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当前北京市内的废品回收行业主要由北京市商务委员会主管。对整个废旧物品回收体系，一个部门的产业引导和政策支持远远不够。

立法层面同样不足，中国在2009年开始施行《循环经济促进法》，此后国家环保部、商务部、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制定《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并于2011年8月1日起实施，但这两项与废旧物品回收相对接近的立法，由于没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现实中缺乏直接指导意义。

地方政府的产业引导政策同样进程缓慢，较新的政策出台于2006年，是年8月17日，北京市商务局、发改委等11个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推进北京市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产业化发展试点方案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在3至5年规范收购前端，用专业化物流和分拣加工代替初级摊群市场为主的运作模式。采取政府招投标的方式，培育若干家再生资源回收物流企业作为市场运营主体，逐步取代分散、个体的回收方式。

6年过去了，北京市个体分散的回收摊群网点非但没有被取代，反而在大公司缺位的情况下一度激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