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学学七千人大会的开法

今年是七千人大会召开50周年。小平同志曾说：“在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那么，这次会议的开法究竟有何独特性呢？

1962年初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其七千人的空前规模载入史册，以至于研究历史的人，索性把这个会议叫作七千人大会，对它的正式名称，反倒有些陌生。

这个会议为什么要扩大到七千人？为什么要开27天的时间？中央领导层对会议的设想和引导经历了哪些变化？与会者的心态和讨论发言情况如何？最后形成了什么共识，做出了什么决策，解决了哪些问题？这样开会，对后人有什么样的启示？凡此等等，如果填空式回答，似乎不难。但若要拎出会议的要害关键，还原当时的政治气氛，道出中央领导对现实问题的认识过程，揭示当时情况下执政党的决策方式，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读了张素华著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感受颇多，对书中描述的七千人大会的开法，犹有兴趣。现尝试作以下梳理。

会议起因：解决粮食征购难题

这次会议原本是为解决粮食紧缺这个当时非常具体而又重大的难题而召开的。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1960年的严重自然灾害，造成全国粮食全面紧张，粮食征购计划无法完成；到1961年11月中旬，只完成当年任务的20%，京、津、沪三大城市随时有断粮的可能。为解决这个从1954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困难，党中央专门提请六个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商讨办法。结果与会者多表现出畏难情绪，怕答应了中央要求的粮食征购数目后回去难以落实。中南局书记陶铸提出，干脆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一次会，以“打通思想”。这个建议似乎印证了中央此前的一个基本判断：对粮食产量，地方干部没有完全讲老实话，只有从思想上解决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才可能完成粮食征购计划。为此，毛泽东不仅同意陶铸这个提议，还决定再扩大规模，把县委书记们也请来。这就是有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从中央关于召开七千人大会的通知和稍后起草的大会报告稿来看，当时设想的大会主题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总结经验，讲清楚“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缺点；一个是解决问题，反对工作中存在的分散主义。但这两个主题不是并列的，总结经验是为了反对分散主义，重点在后者。

对大会报告稿的独特处理方式：直接发给与会者征求意见

把分散主义作为主要矛盾，是不是抓到了问题的关键，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呢？从毛泽东对大会报告稿的处理方式看，中央似乎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有这样一个说明：“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

七千人大会在1962年1月11日举行时，没有举行开幕式，而是直接把大会报告稿发给与会者阅读，然后分组讨论，征求意见。讨论一开始，果然是议论纷纷。不少与会者明显不同意报告中提出的反对分散主义的主张。有的省说，工业上有分散主义，但非此不可，否则不能调动地方上发展工业的积极性；而农业上不仅没有分散主义，相反是集中过多，把农民搞得比较苦。有的省说，现在不是反分散主义的问题，而应该反主观主义。显然，地方干部与中央的认识并不一致，提出反主观主义，则尖锐地触及到“大跃进”运动的失误原因，并传达出地方干部对前几年不好的领导作风尚有心结未解。

“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中央在1月15日发现了会议讨论的这个重要动向。是坚持按原拟主旨开会，还是根据实际情况重拟报告稿？党中央和毛泽东于16日果断决定，应该充分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重新组成报告起草委员会来起草大会报告，并要求先弄清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后再写稿子。这个决定，实际上使大会原拟的两个主题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即由反对分散主义为主，改成了以总结“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为主。

总结“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大家是拥护的。但在怎样总结经验这个问题上，认识就不一致了。由于中央鼓励人们大胆思考和具体分析，一时间又是议论纷纷，并很快就突破了中央原来的认识范围。无论在新成立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内部的讨论中，还是在大会的分组讨论中，像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还举不举，怎样看1959年的庐山会议，中央提出的从1963年到1972年的远景规划设想的指标是高了还是低了，反对分散主义是不是抓住了主要矛盾，中央原拟报告稿是否要推翻重来等问题，都提了出来。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与会者把原拟报告中谈得比较抽象和笼统的“大跃进”失误的原因，也讨论得更加具体和深入了。例如，原拟报告强调“大跃进”失误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经验。原则上讲，这当然是对的。但在分组讨论时，不少人提出，不能把什么问题都归结为缺乏经验。有人说，如果只是因为缺乏经验，就不能解释有的省区失误特别严重，而有的省区则相对轻一些，有些稳重的省区甚至粮食也没怎么减产，可见，这与各省、市、区负责同志的领导作风是有关系的。有人说，前几年人们对上面要求的经济高指标，有的确实是深信不疑，有的是随大流将信将疑，有的是认为指标高一点便于鼓干劲、动员群众，这三种情况确实与经验不足有关。但还有两种情况就不能说是缺乏经验了：一种是虽然心里认为完不成高指标，但是不敢说出来；一种是明知不行，却硬说能够完成，为的是迎合领导。这两种情况显然属于思想作风问题。这样的议论，便直接触及到党内政治生活是否缺乏民主气氛的问题了。

在分组讨论中，几乎每个省的省委书记都谈到缺乏民主气氛的问题。有人还说当时党内出现了“四不讲”的现象：报上没发表的不讲；中央没讲的不讲；文件没规定的不讲；顶头上司没讲的不讲。如果按这样的“四不讲”来搞调查研究，自然就看不到表面无而实际有的情况，听不到人们口中无而心中有的声音，自然也就提不出各种正确的意见和建议。

这些观点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大会报告的第二稿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作了更加具体的分析。关于中央吸收大会意见的情况，毛泽东在1月30日的讲话中评论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会期为什么要延长？因为“有些同志的话没有讲出来”

会议原准备在1月30日结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延长会期，让大家在北京过一个春节（2月5日）。延长的几天干什么呢？毛泽东说：“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话没有讲出来。”“在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这个建议，显然有利于落实会议的认识成果。如果只是由毛泽东讲一篇话即宣告总结经验的事情做完了，地方上的领导干部心里的疙瘩还是难以化解，而且他们希望能够结合本地的实际，把总结经验的事情做得更具体、更深入一些。这样，从1月31日到2月7日的会议，便以“出气”、“顺气”为主，即各省、市、区、部委听取地、县两级的意见，同时检讨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民主气氛活跃了，大家的心气就顺了，认识也就统一了，接下来的事就是把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落实到克服困难的各项具体政策措施之中。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形成和实施的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商业四十条、高教六十条、科学十四条、文艺八条等，特别是七千人大会后，中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压缩“大跃进”期间盲目上马而投入巨大的一些工程，精减城市人口等，都属于在当时认识条件下总结经验、修正错误、完善政策并贯彻于实践的重要之举。

七千人大会的召开过程和方法，留给后人的启示

一次为解决粮食征购难题引出的原本是要反对分散主义的大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从中央到县级的领导干部在认识上出现了如此大的转变和提升，自是可圈可点。今天的人们已不再面临当时讨论的那些具体难题，但七千人大会的召开过程和方法，却沉淀了足以让后人体会应该怎样去处理难题、总结经验的启示。

第一，解决难题，要上下通气，在互动中找出难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工作中出现一些难题，因角度不同、感受不同、对实际情况的了解不同而看法不一，这是很寻常的事。寻找解决办法，自然不能只着眼于具体现象，而要首先找出背后的根源。统一思想，切忌主观武断，把结论强加于人。开会讨论，不是简单地让别人接受你的主张，要鼓励人们讲真话，不怕有分歧。只要是符合实际的讨论，即使改变原定会议主题也无不可。只要充分发扬民主，就能“各去所偏，归于一是”，就能达到统一认识的目的。

第二，总结经验，需要把遇到的实际问题具体地摆出来，深入下去进行分析，才能找到焦点问题和拿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如果只是抽象地泛泛而谈，只讲原则上如何、基本上如何、大体上如何，而涉及具体问题则语焉不详，这样即使总结出一些共性的所谓经验来，虽然不错，但不鲜明；虽然可能皆大欢喜，但很可能不痛不痒或浅尝辄止，最终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三，对需要解决的难题形成共识之后，还须落实到提出解决难题的具体政策、具体措施和具体办法上，并一一贯彻于实践当中。这样，总结经验才算是真正地全面地收到了实效。历史事实说明，七千人大会前后制定的各行各业的切合实际的具体工作条例，以及大会结束后对极度失衡的国民经济进行的有效调整，为扭转我国当时的严重困难局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