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上的“二代”企业家到底在想啥？

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正处在交接班的密集期，相应的，政商关系也迈入到2.0时代。回顾一代企业家的创业史，可称之为在政治岩石的夹缝中生长的历史。今天，我们为吴英案扼腕痛惜，而在二十多年前，因投机倒把罪入狱甚至判处死刑者也不乏其人。今天，我们看到80多岁的褚时健靠种橙子成为亿万富翁，但不要忘了他曾因“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女儿也在狱中自杀，那时这位烟草大王的工资只相当于普通工人的工资。今天，黄光裕可以在狱中继续争夺国美的控制权，这在以前难以想象。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是计划经济堡垒逐渐瓦解的过程，当国家掌控的资源配置权力逐渐的下放、外漏给市场，既激发了经济的活力，也产生了寻租的空间。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对权力旁落的担忧与市场参与者对摆脱桎梏的渴望形成了巨大的矛盾，这令三十年来的政商关系错综复杂，我们不妨简单的划分为三种情况。当然，以悲剧收场者多。

第一种是企业家为了挣脱强权对市场不正当的干预和束缚，不惜以身犯险、甚至触犯法律，由于政治意识薄弱而一失足成千古恨。像上面提到的案例均属这种情况，即使进入本世纪，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心，仍然有“铁本事件”这样的悲剧，吴英一案是否也会以极端的悲剧收场，我们拭目以待。

第二种是政府好心办坏事，企业家以为攀上高枝结果跌落尘埃。有些地方政府喜欢树立典型，所以会去“拉郎配”，主导一些地方企业的并购活动，但由于不懂经济规律往往事与愿违，有的企业“消化不良”甚至被“胀死”。还有如史玉柱当年盖巨人大厦的例子，政府好大喜功，企业不自量力，导致资金链断裂。

第三种是政府出于招商引资、GDP业绩考核等压力，或者出于某些人的私人恩怨，强行干预企业运营，比如“健力宝之父”李经纬的悲剧，引入资本玩家张海将曾经辉煌一时的品牌葬送，华晨的仰融也有类似的故事。另外，随着分税制的改革，土地财政大行其道，开发商与地方政府的政商关系更是纠结不清，不乏各种黑箱操作的现象。

如果把过去三十多年来的政商关系定义为1.0时代，主要特征是政府主导，市场从属的资源配置方式，那么现在依然留有1.0时代的尾巴。在金融等领域依然有民企不可逾越的红线，政府强权介入企业运营的事件时有发生，我们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此类事件不可能根除。但必须承认，随着民企传承进入高峰期，以二代企业家为主体的青年企业家粉墨登场，以及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政商关系将进入2.0时代。这个时代的政商关系以平等、协商、共赢为主要特征，更遵循法律制度，划清各自的界限。

方太集团的总裁茅忠群，作为最优秀的“创二代”代表，会拒绝政府提出的让方太收购一些其他小型厨具企业的要求，来维护方太厨具品牌的高端定位形象以及方太企业文化的纯洁。山西海鑫集团董事长李兆会在父亲遇刺后成功接手家族企业，外界普遍感觉他不太擅长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倒是在资本运作上颇有建树。

《接力》杂志采访过众多家族企业的一二代掌门人，也会明显感到相比于父辈，二代企业家对处理政商关系兴趣不大，甚至还有些抵触。其实，大可不必将政商关系简单的归结于权钱交易。在中国的台湾及香港，家族企业在传承时，父辈将政界的人脉移交给子女是很重要的内容。因为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市场经济，为了保证家业长青，把握政治气候、营造企业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是必须的。本刊曾在介绍台湾家族企业时谈到过政商联姻现象非常普遍，但在台湾大选的时候，很多在大陆的台商飞回台湾只为投一票，这种商界对政治的热情并没有导致更多的腐败，反倒是通过积极的主张自身利益诉求，让政策更加公平透明。大陆的二代企业家们，或许需要更积极的“入世”，提高政治成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