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模式的前世今生：我有一个大国梦（2）

达武特奥鲁：21世纪的新奥斯曼主义者

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20世纪定义为“短暂的世纪”，即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推迟开始，以1991年苏联的解体而提前结束。从这个角度来看，21世纪的开端也就是“后冷战”时代的开始。从土耳其的角度看，后冷战时代有如下几个特点：（1）从东-西方的冲突转变为南-北问题；（2）民族与宗教问题成为新世纪冲突的核心因素；（3）世俗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冲突也具有特殊地位；（4）两极世界转变为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在单极格局下，中等力量将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和自主性，对土耳其来说，就是真正地开始从“消极中立”转变为一个积极的地区性角色。

1993年厄扎尔去世，厄扎尔时代开辟的内外战略一度停止，凯末尔主义者重获权力，并放弃了在中东地区的“平衡外交政策”，从伊斯兰世界退缩，与以色列建立起战略的、政治和经济的合作关系，重新回归到在地区事务中从前的那种亲西方路线。也就是说，后厄扎尔时代的土耳其短暂地回归到了传统凯末尔主义时代的孤立状态。

然而，近二十年来的历史证明，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回归，历史将沿着厄扎尔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厄扎尔时代留下的重要遗产，为正发党政府所继承与发扬，并被更为系统地表述为当代土耳其的对外战略主张。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了解一个人，他就是土耳其的“基辛格式的外交家”——达武特奥鲁。达武特奥鲁说过，他非常赞赏厄扎尔时代，认为厄扎尔是一个有见解、有长远目光的人，土耳其在地缘政治中应该注意总结厄扎尔时代的经验教训，重新发挥调停者的作用。

达武特奥鲁是正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总设计师。他在2001年出版了一本部头很大的书——《战略的纵深》，该书力图为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建立一个新的路线图。他认为，土耳其长期以来否定了其奥斯曼帝国的过去以及与邻国之间的文化联系。因此，安卡拉将自身与其周边孤立起来了。但仍然有一个在那里的世界等待着土耳其去发现和接触。这么做之前，土耳其首先要换个脑子。这一对外战略的思维转变，伴随着正发党的上台而开始。塔石珀纳尔称这一转变是从“凯末尔主义”到“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新奥斯曼主义，就是把土耳其界定为一个与其自身的穆斯林身份能够和平相处的、‘拥有伟大感和自信’的国家。”“战略的纵深”意味着要加强土耳其与穆斯林国家的关系，达武特奥鲁说：“土耳其与西方传统上的紧密关系，代表的是一种疏离过程”；“自奥斯曼帝国末期以来，穆斯林一直在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正发党就是要纠正这一切。”

亨廷顿曾把土耳其看成是一个无所适从的、身份撕裂的国家（a torn country），而达武特奥鲁认为，这恰恰是土耳其的优势，因为，它可以“讲两种文明的语言”，可以与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德黑兰和华盛顿同时对话，由此，土耳其就是中东、高加索和巴尔干地区的一个有效的仲裁者与和平的缔造者。

达武特奥鲁为土耳其新的对外战略制定了五个基本原则：1.强调民主制度与国家安全是相互促进的，民主制是土耳其拥有的软实力；2.与邻国的“零问题政策”（zero problem policy）；3.不仅与临近地区发展关系，还要与更远的地区发展关系；4.坚持多维度的外交政策，强调互补性而非竞争；5.实践有节奏的外交（rhythmic diplomacy），即强调对重要国际组织及其活动的参与，并在其中建立和强化土耳其的影响力。比如：对非洲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参与；介入伊核问题、阿以问题等。关于土耳其对中东的政策，达武特奥鲁强调了四个基本原则：安全第一；强调对话；经济共荣；文化并存与多样性。

在2008年的一次国际关系会议上，达武特奥鲁比较简洁和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认识和理解。达武特奥鲁认为，土耳其当前正处于外交的转型期，理解和展望土耳其未来的外交和国际政治，必须同时注意到时、空条件，时间是指世界和土耳其历史的演变过程，空间则是指土耳其所面临的周边环境的变化。20 世纪末期是土耳其外交政策新视野出现的时期，特别是在1989 年之后，需要的是重新定位，特别是在空间上的重新定位。土耳其必须同时重视与自身相关的三个空间：超民族的国家、地区性的国家以及中枢国家。中枢国家是指土耳其在中东、中亚、地中海、里海和黑海的地位。

亲西方仍是土耳其战略的基本底色

其一，土耳其内政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共同促成了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转变。

内外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了土耳其对外战略选择：内部是统治精英的转变，外部是土耳其所处国际环境和地区形势的变化。

概括来讲,建国八十多年以来，土耳其国内政治的总体发展趋势，就是从凯末尔主义时代向后凯末尔主义时代的转变，这个转变的过渡时期就是1980-1990年代的厄扎尔时代，并随着2002年正发党的上台而基本完成。这一转变的最明显之处是国家统治集团的改变，也就是，政权逐渐地从国家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凯末尔党人手中，转移到强调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的温和伊斯兰政党手中。土耳其内政上的这一重要转变，影响到了其对外战略的选择,具体表现就是：从强调拥抱西方文明、进行世俗化和西方化，到更加强调伊斯兰认同、强调土耳其民族的政治和文化主体性、强调发展同中东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并谋求在中东地区事务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从外部形势的变化来看，对当代土耳其对外战略选择影响最大的是冷战的结束以及西方对土耳其态度的转变。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土耳其对于欧洲的防卫作用下降，不再是西方阵营的边疆国家，这时，一个还没有真正进入欧洲俱乐部的土耳其，必然面临重建自身主体性和身份的问题。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欧洲的故意刁难和偏见，不愿意接受土耳其为欧盟的完全成员国，极大地刺激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情绪。2004年欧盟接纳了塞浦路斯，激怒了正发党以及土耳其民众。这也是土耳其决心加强其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土耳其经济繁荣,而欧盟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沼,这也促使土耳其反思其国家定位。

其二，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它抛弃了传统上亲西方的定位。

亲西方是土耳其对外战略的基本底色，这个底色目前并未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加入欧盟、与美国建立紧密且多元的双边关系，符合土耳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仍是土耳其外交的主线。厄扎尔调整了土耳其向西的策略，但并没有忽视加强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他强调土耳其的“桥梁作用”，其目的是要土耳其能够与西方竞争，并争得西方的支持与合作，同时借助于这种合作来平衡土耳其国内的凯末尔主义反对派。多元化其实就是在亲西方的这个倾向之外，再加上伊斯兰倾向、地区倾向和东方倾向。这一点对当前的正发党政府来说也是一样的。

其三，土耳其正在崛起，但它的“大国梦”受制于其综合国力的有限性。

从厄扎尔到正发党时代，土耳其在二十年间基本上完成了国家重新定位以及对外战略的调整。这个调整里面还蕴含着土耳其的一个“大国梦”，用达武特奥鲁的话来说就是，土耳其首先要成为一个同时具备软硬两方面实力的地区性大国，进而再谋求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力量。

有一种对达武特奥鲁的批评值得重视，即他可能过早地把土耳其看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力量，比如，土耳其过于积极地介入阿以冲突、哈马斯问题、伊核问题等国际性的重要议程，并不一定符合土耳其的实际利益。土耳其的现实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只能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地区性大国。只是，现在土耳其快速发展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确实容易给土耳其人以更大的信心。

其四，土耳其的崛起以及“向东看”，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挑战。

土耳其对中国的挑战还不具有实质性，但有两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世俗民主制的“土耳其模式”对中东和中亚具有重要的吸引力，这是土耳其体制的优势；二是随着土耳其经济力量的上升及其向亚洲的“回归”，也使中国逐渐地多了一个竞争对手。

看后“阿拉伯之春”的中东，可以预见，以“土耳其模式”为代表的温和伊斯兰力量将主导中东政局。新兴伊斯兰主义力量将通过这次中东剧变全面登上中东政治舞台。这支力量既有伊斯兰主义的特征，又积极参与现代政治/社会。“土耳其模式”代表了阿拉伯国家未来的历史发展方向。在这一背景下，与西方关系密切又自视为中东地区世俗民主制样板的土耳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具有为西方所利用的独特价值。

土耳其的崛起同时也伴随着其在中亚地区更加活跃的姿态。土耳其与中亚地区有着特殊的文化关系，也一向致力于在中亚扩大自身影响。土耳其在中亚的运作主要是利用两种软力量：一是泛突厥主义，二是世俗-民主的“土耳其模式”。泛突厥主义在文化上具有吸引力，但在政治上特别敏感，中亚国家和中、俄都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冷战以后，土耳其在中亚表现出要取代苏联当一个新的“老大哥”的架势，但中亚国家也清醒地意识到，土耳其的抱负远远超出了它的实力，与周边的俄、中两个大国相比，土耳其所能提供的实际援助和支持，远远无法满足中亚诸国的需求。但随着自身的崛起，土最终也必将扩大其在这一地区的野心。

中国与土耳其的关系目前正处于“蜜月期”。2010年，随着温家宝总理访问土耳其，双方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不久前，习近平副主席访问土耳其，中土双方的经贸关系继续深化和紧密。在中国最为关心的“东突”问题上，土耳其一直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并支持中国政府的政策和立场。如何平衡、把握和发展与土耳其的经贸及政治关系，对中国来说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综观土耳其共和国八十多年的历史，它对外战略大体上经历了从与西方结盟、相对忽视东方到更加重视东方、东西并重的调整和转型。现在有些西方学者担忧的所谓土耳其正在脱离西方阵营、回归到东方伊斯兰世界，这个判断是片面的。他们不能接受一个东西方并重的土耳其，对他们来说，一个现代的土耳其只能是亲西方的。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也过于西方中心主义。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和现实形势下，土耳其寻求一种新的国家认同和对外战略定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无可厚非的。对我们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如何把握、理解和评估这一趋势，并及早做好应对准备。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