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民工紧俏：延迟退休的奋斗

在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时代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父辈”抢饭

揉揉惺忪睡眼，20岁的王清摁掉手机闹铃，艰难地爬起来。7个月前从山西的一所中专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他北漂到位于首都的一条诺基亚手机流水线上，从事着“毫无惊喜”的工作。

王清不能理解那些可以长期处于加班状态的老工友，比如30多岁的郭国翔。这个四岁男孩的父亲说：“再苦不能苦孩子，他很聪明，以后会有大出息的。”

年届四十的小包工头老郭也在憧憬着儿子的前程，他想买房，但不是在老家，而是在他业已扎根的上海。

按照全国总工会（下称“全总”）的标准界定，王清属于新生代农民工，老郭属于传统农民工。郭国翔则介于二者之间。

在当前中国人口红利渐消、就业难与招工难结构性矛盾并存的时代背景下，一些企业主眼中的“紧缺人才”并非王清而是郭国翔以及老郭这样的“老兵”。

“如果身体可以，五六十岁的工人我也愿意招。”一家手机制造企业负责人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一面是劳动力资源优势在弱化，另一面，农民工队伍隐现“老龄化”趋势。

如此态势让本已承压的企业主平添纠结。

不能理解老工友

王清所在的工厂位于北京东南五环的亦庄经济开发区，方圆1公里之内坐落着十几家知名手机生产商和配套商，包括诺基亚全球最高效的制造基地之一。

第一代蓝领工人的年龄逐渐老化，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成为中国制造大军中的主力，学历和眼界的不同让他们的价值观和上一代相去甚远。“攒钱回老家盖房”并不是王清的唯一梦想，他喜欢体面的工作，喜欢上网，喜欢旅游。

新生代农民工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的外出务工人群。

如果王清上白班，都是早晨7点准时起床，叼着包子挤公车是常有的事，不堵车的话车程10分钟，下了车走2分钟，便可以到生产车间。

“宿舍像学校里的上下铺，每个人还有一个行李箱大小的衣柜，整个房间除了床还有一张小桌子，但我们平时都很少用。”王清住不起工厂附近的酒店式公寓，因为一个月将近1500元的租金会花掉他每个月所有的积蓄。

每天上工之前，线长会面授机宜，比如“今天要完成多少量的任务，昨天的产品遭到客户投诉要注意改进”。王清告诉本报记者，这些对于他来说就像耳旁风，他觉得，即便再努力工作，也不会成为流水线上那一部部数千元诺基亚机型的用户——那是他平时工资的两倍。

王清说，一个工人每天在生产线上的时间为12个小时，4组人2班倒，早8点和晚8点，“每天的工作都被安排好了，没有什么惊喜可言。”

当订单比较少的时候，申请加班成为一件难事，如果没有加班，工人一个月只能拿1200多元的底薪，不包吃的情况下几乎剩不了多少。

“上夜班补助多一些，但晚上最容易犯困。”王清说，“有的工人因为年纪小受不了苦做两天就跑了，但只要撑到试用期过了，每个月就能比一般工人多拿600元。以每个月20天左右的开工率计算，正式工在总工时超过141个小时后就可以算2倍的加班费。”

“不过，能撑过试用期的工友挺少的。”王清告诉本报记者。

工作流动性强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之一。

全总2011年2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后更换工作的平均次数为1.44次，且每年变换工作0.26次，是传统农民工的2.9倍。

王清不能理解那些可以长期处于加班状态的老工友，连续上两个晚班对于他来说已经难以忍受——整个人浑浑噩噩的，睡不着也不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