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钧：唠叨“延迟退休”的负面效应

反复唠叨“延退”很有可能是一个恶兆，唠叨一次政府就失一次分，会加深公众对政府不诚信的印象

新世纪以来，差不多前后已有8年时间，唤作“延退”的“未遂政策钉子户”每年都要登台表演一番。近日推迟退休年龄的讨论又热闹起来。

然而，“延退”遭到了普遍反对。有相关调查显示持反对意见者达88.6%。近年来，中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都徘徊在1000万到1200万之间，而其中有30%或更多一点是“自然更替”。所谓“自然更替”大多数是退休人员。如果延长退休年龄，这300—400万的岗位将大大减少。所以，“反对，不利于年轻人就业”的理由，应该是很充分的。

一般来说，支持“延退”的，大多是白领；而反对“延退”的，大多是蓝领。因为年龄的增长，对白领而言是积累优势的，对蓝领而言则是劣势。虽说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劳动的体力要求看起来有所降低，但实际上劳动强度和工作的紧张程度却成倍增加。所以，蓝领工人到了男50岁，女40岁以上，大多数都会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因为工作效率下降，蓝领工人到“4050”以后，被企业以各种理由辞退的可能性大增。一旦被辞退，不但没有了稳定的收入，还要继续交保险费。如若再延长5年，这样的苦日子有多难捱？

现在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处于高峰期，大约有9亿，其中大约还有1亿人没就业。从长远趋势看，即使到老龄化最高峰时，中国仍然有7亿多接近8亿的劳动力。这就是人口大国的比较优势，以劳动力的绝对数和可能的经济规模相比较，中国并不缺人。反之，到那时失业问题仍然是中国的第一大社会问题。

主张“延退”的另一个理由是，全世界都在搞“延退”，这是一种国际趋势。但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的“延退”政策是针对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缺乏症”的。譬如瑞典，退休早，每月领取的养老金金额就少；越是晚退，每月领取的养老金金额就高——最后总额基本持平。显而易见，这样的“延退”政策并不是为了节省养老金。

近年来，因为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国家的“紧缩政策”中确实也包括了“延退”。但这是政府在已经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作出的无奈选择。但从政策效果看，包括“延退”在内的紧缩政策并不成功，现实是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的经济仍在走向崩溃。所以，最近的法国大选，奥朗德当选上台后，就已经反其道而行之，将退休年龄退回到60岁。

养老，实际上并不是“收多少，发多少”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在进入老年阶段时，中国社会能够创造多少财富；二是这些财富怎样分配，老年人可以从中获得多大的份额。不能把目光局限在“保险”的框框里。其实，现行制度早已不是完全靠收取保险费和支付养老金来运作的了。譬如，各级财政每年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投入2011年已经高达2272亿元，占当年基金总收入的13.4%，占当年基金总支出的17.8%。

从理论上说，社会保险制度的资金是三方分担的，除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外，还有国家扮演的这个“最后出台的角色”。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发展，国家财政的投入完全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这本是社会保险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大惊小怪实在是没有必要。

《人民论坛》杂志最近讨论“无察觉危机”。其实说白了，世上并没有什么危机是事先完全没有征兆的。关键的是，决策者是否把它当作一种预兆。可以说，反复唠叨“延退”这个“政策钉子户”，很有可能是一个恶兆，唠叨一次政府就失一次分，会加深公众对政府不诚信的印象。

最近读《孟子》，对其中的一段话印象很深：“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的说法应该是，得天下在于得其民，得其民在于得其心，而得其心就要想“民”所想，他们想要的就痛痛快快地给他们，而他们所不想要的就不要硬塞给他们——就这么简单！录此备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