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天的中国,社会道德滑坡,人心散乱,原因在于:执政党一贯提倡和奉行的信仰体系在社会转型中消解,各种伪信仰填补真空,全民求富、信奉实用主义过了头。作为纠偏提出的“以德治国”政治命题、“八荣八耻”道德标准要得以实行,需要树立超功利的信仰。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学术界就一度出现过有关中国社会道德水平是否下降――“爬坡论”与“滑坡论”――的争论。今天,中国的现在为那场争论做出了结论,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我们社会的道德总体水平出现了滑坡。否则,当年的“以德治国”,今天的“八荣八耻”无从谈起。
一个社会为什么需要道德?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不能自动到来社会的全面进步,不能自动带来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这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获得的重要的历史经验。
一、徒法不能以自行——中国传统的经验
治理国家的政治哲学有两个基本的理路――法治与德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在当代中国,以法治国是运用法律规范市场经济的运行,制约市场经济下人的经济行为和其他社会行为。以法治国,使国家的制度化水平提高――制度化水平是现代国家发展的基本指标――提高社会的适应性、加强社会的稳定性。以法治国,不仅是现代国家追求的现实政治目标,也体现了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治国理念。
中国自汉以来是儒家传世,儒家所倡导的以德治国似乎是中国历史政治理念的正宗,但实际上,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在历史上曾占得先机,独领风骚。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急速变化的时代,社会处于大分化、大动荡、大发展之中,社会思想“百家争鸣”,极其活跃。在先秦时期,儒、法两家在众多的社会思潮流派中崭露头角,形成儒法争锋的态势。秦国,从秦孝公采纳商鞅意见实行变法后,彻底批判并否定了儒家的“德治”思想,把“法治”作为治国的惟一指导原则。经一百多年努力,秦统一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秦的崛起,秦统一中国,是法家治国理念占据中国政治实践高峰的时刻。用秦国丞相李斯的话,就是:“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
秦的统一,使得法家从百家争鸣的格局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家独大。秦王朝的创立者嬴政自称始皇帝,希望由始而至万世。事实却是,希求万世的秦朝仅仅生存了15年,便遭灭亡。汉代建立后,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内,政治家、思想家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总结秦亡教训、探讨治国方略的大讨论。其中,以西汉初年陆贾、贾谊的思想与论述最为集中、最为重要。陆贾二人,总结了秦失败的原因和教训,阐述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意义,使儒家借助非常注意吸取秦亡教训的汉朝统治者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思想的统治宝座,使得德治理念成为两千年中国王朝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
1、陆贾:逆取顺守、文武并用
陆贾原是楚人,西汉初期著名的思想家,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士。刘邦初定天下,陆贾经常对他讲述《诗》、《书》等儒家经典。刘邦很反感,说江山是我骑马打出来的,《诗》、《书》有什么用呢?陆贾说:“君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历史上有名的成语“逆取顺守”、“文武并用”即出于此。刘邦被陆贾说服,命陆贾作文阐述秦朝覆亡的教训和汉兴的经验,陆贾遂就12篇《新语》,并与刘邦讲解。每讲一篇,刘邦都大为称赞。
陆贾在《新语·无为》篇中说:“秦始皇设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乍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针对秦朝以多欲、极刑而亡,陆贾提出无为尚宽,仁义为本的政治主张。
2、贾谊:三条经验总结
贾谊是西汉初期重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著有《新书》56篇,其中,《治安策》对秦朝在短期内由盛转衰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论述,毛泽东认为《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出色的政论。《治安策》没有像陆贾那样只是现象的认识,而是从秦骤亡中探寻国家兴衰的规律,总结出主要教训,甚至提出相应的对策。贾谊提出的秦亡三条教训,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无启迪。
其一,秦没有适时地实行战略任务的转移。贾谊提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意思是说,秦在取得全国胜利后,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秦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在新情况下仁义道德的重要作用,以至原有的人人争夺、相互争利的思想不断发展。最终导致了自己的灭亡。
其二,秦蔽塞言路,没有建立合理的政治决策程序与机制。强大的秦国败于“一夫作难”,是因为秦国“不施仁义”。贾谊认为,秦王朝的这个弊端并非“不治之症”,当时也不是没有“深谋远虑”的智谋之士,之所以没能解决问题,是因为秦俗“多忌讳之禁”,这也不让说,那也不许讲,禁区特别多,谁敢讲真话,没等他把话说完,就遭杀身之祸。结果“忠臣不谏,智士不谋”,“天下已乱,奸臣不上闻”,在奸臣报喜不报忧中,庸主拥着歌功颂德而亡。
其三,以德去刑,以德教之。贾谊认为:普通人民的智力也就只能看到眼前的事物,而没有能力看到未来。所以,德治是要事先制止错误的行动;法治则是要等问题发生之后再行禁止。因此,德治、德教可以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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