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 为什么需要道德（3）

托克维尔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宗教是一种社会的政治设施――“在美国，宗教从来不直接参与社会管理，但却被视为政治设施中的最主要的设施，因为它虽然没有向美国人提倡爱好自由，但它却使美国人能够极其容易地享受自由。”

综上，托克维尔第一次论述了宗教信仰对社会生活的调节作用，宗教产生了道德感，用以克制人们在生活中产生的种种欲望，使人们面对世俗的无数诱惑而保持内心的宁静。

3、韦伯：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制衡

在托克维尔之后，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进一步揭示了宗教、道德等社会意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功能，阐述了市场经济产生的世俗理性与宗教道德伦理这两种对立价值观念的辨证关系。

韦伯在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首先区分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存在并在逻辑上对立的两种基本社会价值：一种是市场经济派生出的世俗理性——资本主义精神；另一种是传统的宗教观念——新教伦理。韦伯引述了一句名言：“从牛身上榨油，自人身上赚钱”来形象地概括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即不择手段地赚钱、无休止地获取利润的世俗理性。韦伯认为，这种贪婪的理性体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对于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作为生活目的的责任感。不过，在西方社会中，同时存在着与资本主义精神相悖的另一种价值观——新教伦理。韦伯指出：英国、荷兰、美国清教徒的典型特征是与纵情声色背道而驰的禁欲、守纪和虔诚。

从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内在逻辑结构是截然相反、对立的，但是，韦伯却发现它们在实际社会功能中是统一的，这两者“不仅没有冲突，也许反而倒存在着一种亲密的关系。”作为说明，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不能雇佣那些奉行漫无纪律的‘自由劳动’教义的劳动者，……那些毫无保留地服从金钱欲、把它当作抑制不住的冲动的人，……绝不能代表那种使独特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变成一种群众现象的心理态度，而这一点才是事物的关键所在。”在这里，韦伯终于发现：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均衡稳定发展的是两方面“结构”对立而“功能”统一的因素――“资本主义精神”疯狂地追逐利润，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社会还需要对经济及追求利润的活动加以制约，“资本主义精神”是不能贯彻到底的，不能在社会一切领域、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一致地实行“资本主义精神”，还必须有另外一种与资本主义精神制衡的力量，那就是新教伦理。正是因为有了两种力量的制衡，才构成了稳定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最后说：“一种独特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已经形成。由于意识到处于上帝的全面恩宠之中并受到上帝明显保佑，只要在形式上正确的界限之内，只要道德品行白璧无瑕而且在财富的使用上无可指摘，资产阶级实业家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追求金钱利益，同时感到这是必须完成的一项义务。此外，宗教禁欲主义的力量还为他准备了一批有节制的、尽职的、勤奋异常的、把劳动视为上帝之所希望的一种生活目的的而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劳动者。”

通过韦伯的论述，我们不难认识到：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宗教、伦理道德这类看似“超历史”、“超现实”的文化因素的存在，实际上源于西方社会统治阶级的主体性，源于现代资产阶级的自觉的阶级意识。现代资产阶级已经不再像早期资产阶级那样是一头简单的任直接的物欲所驱使的经济动物；现代资产阶级越来越能够自觉地把握自己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自觉地作为历史主体进行创造性的社会活动，而这又集中地体现于现代资产阶级自觉利用宗教的力量进行社会制衡，维护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稳定，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秩序。

三、怎样才会有道德

道德在本质上是人的自律。

而人们为什么要约束自己？因为，在人们的道德行为背后，有着更深刻的意识根源，那就是信仰，信仰是支持道德的内心力量。人们是因为有信仰才有道德行为，才遵从社会共同的道德规范行事。

信仰是什么？信仰是人对生活及生命意义的解读；信仰是超越现实，超越生活本身的，是对现实和生活的意义的认知；信仰是对现实利益、现实世界以外的某种对象的敬畏与追求。没有信仰，即不承认现实利益以外的价值，不相信在自己以外有更强大的、更权威力量的存在和有更值得追求的目标；没有信仰，自然也不会接受自己需求以外的规制，自然也不会承认物质利益以外的任何价值。在没有信仰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他是自己的“上帝”，这样的社会就会有无数的立法者，而不会有遵守共同法律准则的公民。由于信仰的最明显的表现是对现实以外目标的崇拜与追求，因此，宗教是最普遍的信仰的形式。

信仰是道德的前提与基础。人因敬畏而克制，道德因信仰而生。没有信仰的人，不信“上帝”（当然“上帝”有许多种）的人，是不相信任何现实功利以外的价值的。换句话说，这样的人，除了接受“他律”之外不会有任何的“自律”。像这样的人，当然不会有任何道德。

信仰，并非是脱离现实的纯粹精神现象，其功能也并不仅仅在于人类在精神领域中的自我完善。虽然信仰属于主观范畴，但人的主观意识从根本上讲还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信仰与人的功利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方式不同。功利意识是对现实利益的直接反映，导致的是利己自私行为、短期行为。而信仰则产生道德，是人类对其根本利益、总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认知与觉悟。由于人类的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差异和矛盾，反映现实利益、个体利益的以趋利避害为特征的“理性”和反映长远利益、整体利益的信仰与道德之间也必然是有差异和矛盾的，理性与信仰的指向必然大相径庭。理性的空间指向是自我，时间指向是当下；信仰总是将人引向整体和未来。所有信仰，包括各种宗教在内其核心价值是抑制欲求，超越自我，超越现实：正所谓“不修今世修来世”。

道德是信仰的外化，道德是表现为行为的信仰。道德与信仰之间密切的关系，在中文的语意与字面上都表现得清清楚楚。西周初年大盂鼎铭文的“德”字，是指按礼法行事即有所得，这与我们在此所说的信仰与道德是反映人的大利益的意思有相通之处。春秋时期，将“道”与“德”对称的首先是道家。老子提出：“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是“德”之根源，“故先道而后德，先德而后仁，先仁而后义，先义而后礼。” 此外，老子与庄子也都认为，“道”是宇宙之本，“德”是道之用，即把德视为道的发挥、道的行为。而将道与德连用并称最早见于《周易·说卦》：“和顺于道德”。

可以认为，在现代汉语的一般语意上，道德兼有信仰与道德的含义。道，是人所信奉的世间基本规律；德，是以道行事的行为规范和准则。道与德，既有遵从规律的信仰也有行为之原则，二者统为一体，表于一词。相比之下，西方文化有注重形式逻辑及概念的传统，所以，在西方语言中，信仰与道德是分别表述的。

一个社会道德状况好坏与人民的信仰有直接的关联。今天的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的社会失范，道德滑坡，与社会信仰的缺失有关系。当然这不是说，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已经完全丧失了信仰。应当说，在我们的人民中、干部中还是有着某种信仰的。比如，现在群众对于某些具有“个性”的干部比较认同，这类“个性化”干部也常常突出甚至标榜自己的“仗义”、“守信”，以赢得声誉；在人民群众中，“不做亏心事”、“活个踏实”等带有“不修今世修来世”的准宗教的信仰也颇影响。像这类信仰、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的流行，一方面说明我们党一贯提倡和奉行的信仰体系在消失；另一方面表明社会实际的信仰在向传统复归，这也说明信仰是社会生活的需要。问题在于今天中国社会中的实际信仰是什么？

值得人们警惕的是，今日中国在信仰上的“大道不兴，小义滥行”。由于我们的信仰体系在转型中的消解，各种伪信仰、小德小义蜂拥而起填补真空。储时建事发之后包庇同伙，王宝森事发之后自灭其口，竟然被部分干部和群众视为是“仗义”的敢做敢当的“男子汉”。除了这样的官场怪现象外，在民间则有邪教招摇过市。在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中，更为普通的信奉实用主义过了头――只见物，少见人，根本不见“神”――对精神价值没有了感觉。事实已经证明，全民求富的愿望和党政干部中的“发展是硬道理”和“稳定压倒一切”的共识，并不能真正解决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统一问题。世俗化的、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是至多只是一种“准信仰”，它不具备对社会生活和人生的全面解释功能，没有对“意义”的满足，因此，也就不足以成为我们社会的道德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