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降”干部是中共使命政治的承载主体

“空降”干部是中共由来已久的重要传统，是中共进行革命和治理国家的有效策略。这一传统的形成与中共早期的组织性质和革命路径有关，与中共建政以后的目标追求和治理方式有关，只有置于特定的历史进程及相应的社会背景、制度体系之中，我们才能把握此项策略的生成逻辑与运作机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便肩负着重建公共秩序、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使命政治是中共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和行动逻辑，“空降”干部则是中共使命政治的承载主体。

革命逻辑与“空降”干部

“空降”干部是中共进行革命动员、组织军事斗争的基础力量和倚重对象，这是由建政之前中共的组织特性、革命路径、生存环境等因素共同决定的。

中共自称工人阶级先锋队，信仰马克思主义，这种组织定位与目标追求在建党之初的中国社会是缺乏民众基础的。对于尚处传统农业社会、农民占有人口总数九成以上的当时中国来说，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更像是附着于农民中国的异体生物。而马克思主义孕生于现代工业文明和自由市场体制，本质上是为救治陷于工业化和市场化病症的西方病体而开出的“灵丹妙药”。这一传自西方世界而非中国社会内生的信仰体系和制度设计，一时之间很难为中国民众所理解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隆，靠的即是先知先觉的革命精英“空降”四方、“布道传教”。

中共革命是从底层乡村的星星之火变成整个中国的燎原之势的，这种自下而上、由点及面、梯度推进的路径选择，是“空降”精英进行动员，而非“地产”乡民自觉行动的结果。生于闭塞乡村的底层农民，大多足不出户，缺乏现代权利意识和科技知识，他们彼此隔绝，孤立无援，难以自主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乡村革命非由外来革命精英深入动员和有效组织不能广泛兴起。

中共生存环境之险恶、革命条件之艰辛非常人所能想象，革命事业的推进有赖于大批忠诚可靠、意志刚强、才干超群的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这些革命精英非由“空降”而无从获得。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只有中共中央及相当层次的高层才能对党的干部进行必要的意识形态和其他知识的培训，经过军事征战历练和政治斗争考验的革命精英也都集中在井冈山、延安这样的革命圣地。

赶超战略与“空降”干部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能够在险恶的国际生存环境下和极低的历史起点上，迅速推动由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型，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维护来之不易的国家政权，中共开始推行赶超战略，进而建立起了全能政府。

不论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缺乏民间经验支持的激进政策的强力推行，还是强调政治集权、垄断社会资源的全能政府的有效运作，富有执行力的干部队伍是其根本基础，诚如毛泽东所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中共地方政权是随着军事胜利的逐步取得而渐次建立起来的，最初的地方党政干部多由军队干部就地转化而来，部分为上级下派的政治干部(包括返乡原籍干部)，他们都是属于“空降”干部，真正土生土长的“地产”干部较为罕见。由于区域发展的相对均衡和政治待遇的大体平等，加之政治信念坚定、组织纪律严明，这些“空降”革命干部，大多落地生根，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30多年里，一直都是地方党政干部中的基本骨干和领导力量。

长期的革命经历和军事生活铸就了这些革命干部对于党的领袖和上级首长近乎无限的忠诚与绝对的服从;同一地方的党政干部大多来自同一脉系，比如，上海干部和江苏干部大多来自“华野系列”，东北干部多为“东野系列”，同源同宗的认同感和亲近感增强了地方党政组织的凝聚力，共同战斗和长期共事形成的战友情感和工作默契提高了干部团队的协作性。地方干部队伍的这些特性使得领袖的意志、中央的政策和上级的决定能够得到较为彻底的贯彻，激进的赶超战略能够长期推行也与此不无关系。

均质化、执行力和协作性保证了地方干部队伍的稳定性，除了正常的职务晋升和非常态的权谋运作，40年间，区域之间、上下之间的干部交流并不多见。

干部队伍的这些特质与这一时期的赶超战略和全能体制高度契合，造就了中国政治发展和国家建设的跌宕起伏、千回百转。

转型发展与“空降”干部

激进的赶超战略和全能主义治理模式并未实现中共期望的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反而使整个国家陷入了深深危机。危机之下，使命政治被赋予了转型发展的新内涵。

1980年代，随着革命时代的渐行渐远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国家治理模式开始转变，中国共产党也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党政干部开始了世代更替，经历了战争磨砺的革命干部和崛起于文革时期的政治干部逐步淡出政坛，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青年技术干部开始涌现于各级党政部门。

时代的变迁和世代的更替使得干部队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权威弱化。新一代的技术干部，一方面缺乏革命干部的超凡魅力和丰富人脉，另一方面也欠缺健全法制所赋予的制度权威和选举政治所集聚的民意基础。权威不足是对新生代干部施政能力的极大制约。

公权腐败。放权让利的改革放大了公权逐利的动力和空间，在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弱化之后，自下而上的公民控制和常态化的法律控制未能及时强化，公权滥用和行政不公越发严重，公共权力成了某些利益集团和官员家族谋取私利的工具。

竞争压力。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区域发展失衡的加剧使得地方政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国际竞争和地方竞争的压力，在发展取向的政绩考核机制之下，这种竞争压力转化成了地方官员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浪费了资源，恶化了环境，也败坏了政府名声。

缺乏基层经验和层级历练。由此大量统计数据显示，中央机关厅局级领导干部中，高校毕业后就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比例高达44.6%，具有县、乡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的仅占12.5%。“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缺乏基层和层级的体验和历练，限制了年轻干部的施政能力和晋升空间，在公众参与不足的现实国情下，也会导致中央和地方出台的诸多政策偏离实际甚至背离国情。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共产党在干部人事制度建设方面作出了积极回应。1990年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有关党政部门密集出台了多种制度规定，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