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表背后的故事

“这么重要的思想不宣传不报道，那邓小平他老人家来广东干什么？我们豁出去了”

1992年1月23日，邓小平一行即将离开深圳，前往珠海。

自从邓小平一行于1月19日抵达深圳，几天来，邓小平南巡的消息在港澳和海外媒体上不胫而走，但风暴眼中的深圳，却悄无声息，没有任何公开报道。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吴松营感到，“好像邓小平从没有来过一样”。

一时间，社会上猜测和谣言四起，说邓小平在南方批评北京了。吴松营向时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和副书记厉有为提议，发消息正面回应，以平息谣言。

早餐之后，他跟着李灏到深圳迎宾馆桂园别墅向邓办主任王瑞林汇报。王瑞林听闻后表示：邓小平马上会出来，可直接向他请示。

1989年11月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后，邓小平辞去一切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完全退休。此后，他要求对他的活动不再作公开宣传报道，这已成为惯例。

这天早上，邓小平心情很好，早饭比在家还吃得多些。他走出来后，李灏迎上去请示。邓小平耳朵有点背，没听清，在一旁的女儿邓榕凑在他耳边，大声重复了一遍。

邓小平“啊”了一声，略停一下，摆摆手：“不破这个例。”

珠海：别无选择

破例的是时任珠海市市委书记兼市长梁广大。

1月23日早上9点半，梁广大乘坐拱北海关新下水的902号缉私船，等候在深圳蛇口码头。

40分钟后，邓小平的车队抵达。那一天，邓小平穿的是一件灰白夹克，看起来精神很不错。

1984年1月，邓小平曾来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视察，时任珠海市市长的梁广大全程陪同，这使得他成为唯一两次陪同邓小平视察的特区领导人。时隔8年，再次见到邓小平，梁广大感觉非常亲切。20年后，梁广大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这次见面，仍然历历在目。

就在邓小平和送行的李灏等人告别之际，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把梁广大拉到一边说：“老人家在深圳这四天里好像很想说话，但是没有完全讲出来。一会儿到了船上，我们俩分工向老人家汇报一下工作。我汇报省里的情况，你汇报特区的情况，把问题都端出来，各不超过15分钟，多听听老人家的意见。”

在902号缉私船前舱，谢非、梁广大、邓榕和王瑞林紧紧围绕邓小平坐下。谢非和梁广大将当时广东省和珠海经济特区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向邓小平和盘托出。

他们的汇报，引发出了邓小平早已深思熟虑的思考。两个小时的海上行程中，邓小平毫不留情地批驳时弊，发表了一系列石破天惊的讲话。船在珠海九州港码头靠岸了，他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话。

梁广大深感，这些讲话事关中共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他专程让人到澳门买了6个进口原装的小型录音机，他自己随身带一个，时任珠海市副市长雷于蓝也带了一个，另外4个让随行干部随身携带。

为确保万无一失，梁广大还专门嘱咐邓小平准备前往视察的亚仿、江海电子、生物制药厂等企业的老总，让他们也去澳门买了新录音机，全程录音。

“1988年，已经卸任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出了一本书，名为《1999，不战而胜》，结果不到1999年，苏联就垮台了，东欧也发生了巨变，西方社会认定中国迟早会步他们后尘；国内对广东省和经济特区的误解和指责也很多。”梁广大说，“汽车开到山坡上，忽然没有油了。怎么办？其实当时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因为，一松油门就会掉进万丈深渊，所以，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上开。”

梁广大完全知道发表报道的风险，但他感到自己别无选择。“一定要让世界听到小平同志的声音，一定要让国际社会知道，小平同志的身体非常健康，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不可逆转。”

2月13日，梁广大约请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和澳门的《澳门日报》的社长来珠海，精心挑选了20多幅邓小平视察珠海的照片，希望他们刊登，以支持特区发展，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第二天，这三家港澳媒体用头版或整版发表了这些照片。这是关于邓小平南巡最早的大篇幅图片报道。

2月21日，《珠海特区报》头版以《巨大的鼓舞，亲切的关怀——小平同志视察珠海经济特区》为题，刊发了邓小平视察珠海的大幅照片，并配有千字通讯《邓伯伯，您好！》。这是境内关于邓小平南巡的最早报道。

深圳：两句话的报道

珠海的报道出来之前，深圳方面对邓小平南巡只有两句话的隐晦报道。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是1985年才调到深圳工作的，邓小平1984年来经济特区视察时他还在北京工作。据他回忆，他到深圳后，年年都请邓小平来深圳视察，邓小平都没来。但1992年，“不请自来”。

接到的通知上说，邓小平是来广东“休息”的。来之前，邓办先遣组交代了多项注意事项：不听汇报、不作报告、不予报道，等等。

1月19日，邓小平一行抵达深圳。当晚，邓办主任王瑞林和广东深圳两级领导在深圳迎宾馆6楼开碰头会，王瑞林提出，邓小平在武昌作短暂停留时，就有重要谈话，深圳市委要指定专人作详细记录，否则将会造成历史的重大损失。

会上决定，由吴松营负责作记录。他深感责任重大，会后找到《深圳特区报》副总编、深圳方面随同邓小平南巡的唯一文字记者陈锡添，要求他一起来作记录工作。

在后来的许多照片里，都能看到他们，站在邓小平身后，西服的左上角别着小小的孺子牛图案的红色圆形标志。有时候，他们需要蹲在邓小平座位后面，把笔记本摊在膝盖上，奋笔疾书，唯恐漏掉一句话、一个字。

但这样还是不能确保记录的完整。因为，在路上时，只有盛市主要领导能陪同邓小平在中巴车里；邓小平的四川口音很重，他们有时一下子听不明白。

经请示邓办，录音机被允许携带，又调来深圳市委宣传部四川籍的工作人员凌泳。为了防止录音设备出故障，还从深圳广播电台调来了一位政治可靠的技术员。

此后，邓小平在深圳的每一天，都是这样的：每天早上出发时，吴松营把经过检查处于良好状态的录音机交给李灏，回到迎宾馆再取回来，先交由凌泳录成文字，他和陈锡添再结合笔记，整理成文字稿，最后送给王瑞林审核。每天晚上，都工作到12点以后。

邓小平南巡虽是保密的，但并未严格戒严和清场，使得行程实际上处于半公开状态。深谙邓小平性情的王瑞林特地嘱咐警卫人员，放宽松点，尽量让邓小平同群众见面。因此，很快，邓小平在深圳的消息不胫而走。

1月20日中午，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外宣处处长、市政府新闻发言人黄新华接到香港无线电视台的电话，称接到很多观众电话报料，说邓小平在深圳，希望他们予以证实。黄新华请示吴松营后，给予了答复。

于是，当天中午1时，香港无线电视台插播了一条重要新闻，播放了记者采访黄新华的电话录音。

记者：邓小平是不是在深圳视察？

黄新华：深圳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建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来深圳走走看看，视察工作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当时主要负责跟海外记者联络，跟很多记者都是老相识了，我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黄新华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我这么回答也应该不会受什么处分，我又没有说小平同志来了。”

随后几天，许多家里能收看香港无线电视台的同事和朋友对黄新华说，看到电视台的报道了，认为他的回答很巧妙。

为此吴松营特地到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处“请罪”，但厉有为神色轻松，并未责怪。

邓小平一行离开深圳前，吴松营听见邓榕对李灏说：“这几天香港的股票升得很多啊。”对邓小平的一言一行格外关注的他观察到，邓小平听了笑眯眯的。

“香港的报道，让邓小平也看到很好的反溃他知道改革是民心所向。”吴松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