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表背后的故事（2）

吸取皇甫平的教训

但除了这两句话之外，深圳方面再无任何声音。如何才能突破禁令呢？

《深圳特区报》总编辑王荣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一次与陈锡添聊天时，他提出，可以采取评论的形式。“既没有被开除党籍的风险，也能达到宣传报道的目的。”这一想法得到社长区汇文和编委会的赞同。

深圳市委宣传部也很支持。“这么重要的思想不宣传不报道，那老人家来深圳干什么？我们豁出去了！”吴松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春节刚过，两篇由陈锡添执笔的评论送审时，时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能不能搞个大生产方式，抽调各单位人手，组织一个写作组，发挥集体智慧？

2月12日，经深圳市委批准，学习宣传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写作组成立。写作组由杨广慧挂帅，《深圳特区报》副总编王初文为组长，成员包括《深圳特区报》的陈锡添、钱汉江，以及市委办公厅的于德江、宣传部理论处的刘明如等人。

小组成员入住深圳迎宾馆桂园别墅，全脱产封闭写作，持续23个昼夜。

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杨广慧提出了谁来审稿的问题。“要是常委审完书记审，稿子很可能就发不出来了。我提议，我是宣传部长，由我来定稿，实在拿不定再讨论。”杨广慧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大家一听都很高兴，这是一个烫手山芋埃”

那段时间，杨广慧白天到宣传部上班，晚上来宾馆工作。每篇稿子都经过集体讨论，最后由他签发。

杨广慧对稿子的要求很严格，要求不能出现一个废字，字字都要像钉子一样，钉死在文里。

他坦承，采取系列评论的形式，多少是受了1991年皇甫平评论的影响。

1991年，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也多次发表与深圳类似的谈话。上海《解放日报》以皇甫平之名，陆续发表了4篇评论文章，宣扬改革开放。结果，引致北京一些媒体的围攻，甚至有学者称之为“批邓”。

考虑到这一教训，深圳做了一些特殊的安排。

2月18日，吴松营让市委宣传部新闻处通知香港《文汇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林以栋来一趟。

《深圳特区报》创刊之时，因为印刷厂还未建成，每次出刊前，都是拿到香港，由《文汇报》帮助排版、印刷，双方建立了很好的交情。

吴松营问林以栋，《深圳特区报》即将发表传达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系列文章，是否需要转载？林以栋当即高兴地表示：要，要！双方商定，《深圳特区报》每定稿一篇，就由报社总编室给香港《文汇报》发传真。

2月20日，“猴年新春八评”第一评《扭住中心不放》见报，并预告了后七评。香港《文汇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同步转载，并且在按语里称：《深圳特区报》的编辑部文章原汁原味地传递了邓公南方谈话精神。

“八评”一出，洛阳纸贵。

香港《大公报》也开始同步转载。日本共同社、英国BBC广播公司等都通过各种关系索要“八评”的传真稿。

北京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也开始有选择地转载。

2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专门让办公室致电特区报社，要求将已发表的3篇评论传真给他，以便他开会时用。其时，第4篇评论已于当天发表，第5篇的小样也已出来。于是报社将4篇评论和一篇小样一起传到邹家华办公室。

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

但地方媒体评论的影响，毕竟有限。

吴松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心里最想做的，还是通讯报道，因为它真实直接，影响力大。他找来《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商量。

《深圳特区报》也早有此想法。事实上，早在“八评”写作之前，编委会就已在筹划写长篇通讯了。“这么重要的新闻，不报道是报社的失职。”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编委会成员王初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编委会确定，通讯由社长区汇文亲自抓，陈锡添来写。“八评”的稿子一写完，陈锡添立刻就开始做补充采访了。

中共中央2号文件的到来，使文章有了直接的理论依据和高度。

2号文件是中央根据邓小平南方讲话整理而成，从2月28日开始，逐步下发全党。杨广慧记得，深圳市委曾召开了一个扩大会议，传达2号文件，但不能记录，连传阅都不行，念完就完了。

吴松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3月22日，深圳市委宣传部一位干部专门从北京带回了一份2号文件的复印件。他如获至宝，第二天，即将复印件交给区汇文，告诉他：就按此文件精神把关，同时文件要绝对保密，不能传第二个人。

王初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看见区汇文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对照2号文件，一字一句地核对陈锡添的稿子。

发表时机尤为重要。吴松营在党委宣传部门工作多年，深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新闻报道，不是哪家地方报纸可以抢先发稿的。《珠海特区报》的通讯受到上级批评，对深圳也是一个警示。

“珠海报道挨批评了，成了新闻禁区。只能等中央、省委报纸先发消息，哪怕它只发了豆腐块文章，咱们立刻就发。”杨广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3月22日，《南方日报》发表了通讯《邓小平在“先科”人中间》。这篇千字短文，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太大关注，但在深圳看来，省委机关报实际上已经带头“破例”，他们的长篇通讯推出的时机到了。

3月25日上午，杨广慧拍了板：“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社里把关。但一定要注意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他们清楚，这样重大题材的报道，根本不是一个地方党委宣传部门有权力来审的。“当时，市委书记李灏已经上北京开两会了，难道要再报到北京？那只有不发了。”吴松营解释。

3月26日，一万多字的《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深圳特区报》头版刊出。

“当时觉得坐牢杀头肯定不会那么严重，但双开是有可能的，也做好了这方面的心理准备。”吴松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表之后，深圳很平静，用吴松营的话来说，是一种“令人焦虑的平静”。

国内多家地方报纸相继转载，但，北京没有任何消息。

北京：《光明日报》转载

直到3月30日。

其实3月28日，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张常海从《深圳特区报》上看到此文，已经决定转载了。“很全面，写得也好，能传达邓大人讲话，当时就决定发了，没想那么多。”现年82岁的张常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他第一次向媒体披露这段往事。

张常海特地派《光明日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易运文去打听，说是经省市领导同意发的。编委会讨论之后，一致同意转载。

28日，易运文于从《深圳特区报》拿到了《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报样，给北京总部发了传真。

原本29日就能见刊，但时任《光明日报》总编室副主任、现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的何东平认为，传真报样的照片不够清晰。

“要登，就大大方方地登出来。因为我们坚信转载是正确的，符合中央对南巡讲话的态度。”在光明日报社的办公室里，何东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于是，易运文立刻去《深圳特区报》挑选了照片，一张是邓小平的大幅半身照，一张是邓小平视察的全景图。正好有同事要去北京出差，便由他乘坐29日的航班将照片带到北京。

3月30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全文转载此文。

何东平特地从电脑上调出了当时的报纸，指给记者看。头版一共8栏，此报道占了5栏。“连标题都做了美化，用图画做了装饰，这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可见对这篇报道的重视。”

见报当天早上，10点钟左右，张常海去中宣部开碰头会，受到批评。

“领导问：你请示了吗？我说：转载有什么错吗？我一个总编辑，连转载一篇文章的权力都没有吗？他不说话，后来批评《光明日报》无组织、无纪律。”张常海笑着回忆。

就在这时，新华社总编辑接到了社里的电话。接完电话，他与主持会议的负责人低声耳语两句，负责人随即宣布散会。

邓小平的办公桌上每天会按时摆放3份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张常海后来才知道，这一天早上，邓小平刚好看见《光明日报》转载的《东方风来满眼春》，非常高兴。

“立刻让邓办打电话给新华社，要求新华社发通稿。”张常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个小时后，上午11点，深圳电视台接到中央电视台通知，要求调邓小平在深圳的电视资料。

当晚，新华社全文转载《东方风来满眼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全文播放，并配上邓小平视察的画面。

3月31日，《人民日报》以及全国几乎所有报纸都在头版转载了这篇报道。

4月1日，即将访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会见日本驻华记者时，被问及对《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评价，江泽民肯定地回答：“现在发表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的谈话精神，以便全面地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