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由于欧债的问题,我认为是欧洲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这个时期,这时候恰恰是加强中欧经济、政治全面合作的好时机。比如,今年的G20峰会在法国召开,法国想改变长期与英国并驾齐驱,但是拗不过德国的这种趋势,这时候抓住这个机会,对于引领欧盟国家加强与中国全面战略经贸合作有重要意义。
日报: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直是影响中美关系稳定的问题,此次胡主席访美,能保证未来一年经贸合作稳定吗?
张汉林:我对中美经贸一直看好。因为无论中美政治关系多么紧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存是离不开的。中国加入WTO那一年,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香港地区说过,中美经贸关系从此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之上。
10年以后的今天,中美经贸关系应该扩展到了全球多边的金融、贸易、货币的全面合作基础之上。经济是合作的基石,虽然分歧会有,但是任何一方都不会动摇这个基石。现在如果要动摇基石,其实对美方相对不利,对中方影响稍小。因为,奥巴马要连任,目前美国失业率太严重,而美国2010年的出口净增长中来自于中国市场增长的部分和亚洲部分是重要的因素。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中美双边的整体利益要综合地看,或者说,要在综合利益平衡的基础之上去加强中美经贸和政治关系。大家不要单纯地看中美双边关系中,中国好像吃亏了,但是中国从既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体系中获得的利益很大。而利益的主要维护者是美国,你不能算小账。
中国经济转型
日报:说到这个问题的话,出口企业现在面临着几个困难,一个是力保出口,还有就是汇率压力,还有包括人工和原材料成本的上升,企业该如何努力在有限的时间内,跑赢这些不利因素,顺利转型呢?目前转型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哪里?
张汉林:我们刚才判断的几个因素没有说到出口增长的内部因素。其实企业出口成本的上升也是整个中国出口增长的一个因素,人民币对内是在贬值,因为通货膨胀,对外是升值,这种双重压力对企业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
我个人认为,如果单从企业方面来提建议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这个问题最终需要更高层面的协调才能解决。
中国整个贸易增长和发展,应该进行发展空间的战略转移。空间战略转移指的是,中国整个对外贸易中心从东部沿海地区,转向中西部地区,因为东部发达地区资源是相对短缺的,而中西部无论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还是整个产业结构,都是有利于驱动我们进一步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力量。
所以我们认为整个大的空间转移表现在两个方面:大量的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东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要转型做高端制造业以及现代服务业。这也是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最重要的东西。可惜的是,我们没有从“十二五”看到这个趋势。
我认为,中国的开放如果前三十年是东南沿海的对外开放,后二十年到三十年更要实现中西部的全面对外开放。现在支撑东部和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加工贸易的廉价劳动力全是来自中西部,还不如就地取材。而且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整个市场的培育、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所以我认为现在正是进行中国整个空间布局调整的时候。
所以你先前说的企业的转型没用,大的战略布局不转变就实现不了。如果不做大的空间战略转变的话,那么事实上很难支撑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
目前最大的阻力是,地方政府,尤其是沿海地区乡镇政府的利益没解决。地方政府在拉GDP的利益驱动下,会给加工贸易企业各种明里暗里的补贴政策,由此收取很多相关的税费,而一般是调研不出来的。同时,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层面配合比如中西部地方政府优惠政策的吸引,就转不了。比如说富士康转移到郑州,是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分不开的。而惠普笔记本电脑的生产线能落在重庆,也是和重庆市政府的帮助分不开的,所以这是现实问题,并不是转不了,而是要靠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配套。
日报:“十二五”规划中提到通过扩大进口来促进贸易的平衡,这个政策怎么细化才能很好地执行呢?
张汉林:中国实施积极扩大进口的战略是有意义和必要的。但是现在看来有些晚,中国在入世的时候我就认为中国要实施积极扩大进口的战略。
这个进口战略我认为基本包括:第一,凡是资源类的应该要零关税进口,甚至是补贴进口。在实施资源类产品积极进口鼓励的同时应该要限制资源类产品的出口。我们需要对资源类产品作出一个战略性规划。
第二,我认为奢侈品应该全面降低关税。奢侈品对消费市场带来的最大坏处是关税收不着,那么为什么不降低关税,既收到了一部分关税,又收到很多增值消费。所以我认为应该把起到限制性禁止性的高关税变成低关税加上消费税,大幅度降低奢侈品的价格,带来消费市场。而现在国内奢侈品价格比国外高很多的怪现象实质上起到很坏的三个结果:阻碍了我们正常高档消费品的进口;让消费者承担了更多不合理的价格;把大部分利益给了国外生产商。
第三,国外的高科技出口限制,由于政治原因,短期内恐怕很难取消。目前有可能松动的动力是,中国国内巨大的进口市场诱惑迫使对方必须把高科技的出口限制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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