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始人和党建理论的奠基者。列宁继承和发展了他们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结合俄国革命斗争实践，创立了列宁党建理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党建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党建实际相结合，在推进马列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进行了创造性科学性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毛泽东党建理论。邓小平指出:在党的建设学说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1〕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推进马列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第一个实践成果就是创立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近代特殊国情和历史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适应中国近代革命发展的需要把马列主义党建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诞生的。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2〕，“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3〕。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性质、宗旨、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纲领(政治路线)和策略等的渊源都可以追溯到马列主义党建理论。

一、思想建党的中国化，为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实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团结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注意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他们通过大力宣传讲授、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用科学社会主义去清除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们指出:“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4〕马克思、恩格斯把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思想上武装无产阶级的头脑，创立了第一国际，从而“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5〕。

列宁也一贯重视思想建党，并反复强调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是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部队”，“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6〕，“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革命派别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7〕。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只有通过思想上的统一进而达到组织上的统一，才能使党的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得到真正的巩固。他指出:“我们不应该忘记，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根本谈不上统一的问题。”〔8〕而如果“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统一是没有意义的”〔9〕。这些充分说明列宁对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深刻认识。列宁还针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工人的侵蚀和影响问题指出:“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10〕，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11〕。当然，“灌输”教育实践中不能简单地把这种宣传和灌输工作变成教条主义的说教，而应当“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进行一切必要的实际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12〕。归结起来，马列主义关于思想建党理论的基本精神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思想建设，通过“灌输”马列主义科学理论去武装无产阶级，进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真正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起来。

毛泽东自1920年阅读《共产党宣言》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就矢志不渝地把“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13〕作为自己革命活动的中心任务之一，他坚持马列主义建党原则与中国党建实际相结合，自觉“半自觉”中推动着马列主义党建理论的中国化。毛泽东最为重视思想建党，他在实现马列主义思想建党理论中国化中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首先，深入调查研究中国实际，一切从中国国情和党情实际出发，确立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社会环境，同国外无产阶级政党很不一样。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特点是成员构成不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而是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成分为绝大多数。这就必然存在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14〕。为解决这一矛盾，毛泽东指出“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15〕。也就是说，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思想总体状况，必须大力加强思想建设，根本的就是通过树立正确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去克服错误的、落后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16〕。

其次，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确立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毛泽东按照马克思主义“灌输”论，针对党员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不一致的情况，决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的地位”。毛泽东对思想建党问题进行了艰苦而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并取得成功，提出了思想上建党的方针、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概括说来就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运用“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与共产主义的教育”的方法，遵循“党在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的原则，最终“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17〕。

再次，普及学习马列理论，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理论教育是关系革命成败的关键，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8〕毛泽东曾有个生动比喻:“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19〕所谓“队伍整齐、步调一致”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思想统一于马列主义旗帜下，而这里的“兵要精、武器要好”，则是指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要非常高。而要达到革命成功的目的，就必须团结统一，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实践能力。正如列宁早在建党初期所指出那样:党员应该把自己的能力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20〕。亦如1923年为提高俄共(布)的工作能力他向全党发出号召提出任务那样:“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21〕

毛泽东也一直积极倡导学习马列理论，他不但自己始终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反复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断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同时还要求党员干部学习理论，特别是在重大历史关键时刻，总是亲自列出马列著作书目。譬如:194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为了实现放手发动群众、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战略任务，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要求高级干部认真读《共产党宣言》等5本马列著作;1949年建国前夕，为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提高即将成为执政党的理论水平和领导水平，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要学习12本马列主义著作;1963年，面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困惑，毛泽东又提出要求党员干部学习30本马列著作的意见……。毛泽东要求党员干部通过认识阅读，并学会理论联系实际，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改造世界观，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指导实践的能力。最后，与“势”俱进，坚持不懈加强思想建设，同时发展创新方式方法。毛泽东认为，加强思想建设是一个长期性的永恒主题，不管形势和外部情况怎么变化，都必须持之以恒毫不懈怠;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可以创新思想建设的方法和方式。随着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内外环境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预感到党内会滋生骄傲、以功臣自居、不求进步、贪图享乐的情绪。于是他及时提出“两个务必”，警示全党要拒腐防变，抵制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新中国成立后，贪污腐败、贪图安逸、理想信念动摇等各种不良风气在党内有滋长蔓延之势，于是毛泽东领导开展了“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22〕的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次年春，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规定做一个共产党员需具备八项标准，要求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觉悟，等等;1952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无论是“整风”、“整党”，还是“三反”，思想建设活动载体和方式不断创新发展，而加强思想建党的主题和本质却总是永恒不变的。这些运动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始终要求全党一以贯之地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拒腐防变、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的重要思想。正因为毛泽东把马列主义思想建党理论实现中国化，才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