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部分中国精英都会通过留学或技术移民迁移到发达国家,但也有少数富豪选择投资移民。中国投资移民增长虽快,却也不同于人们印象中卷款而逃的大批富豪。美国EB-5类签证专门针对投资移民,尽管这一签证的中国申请人近年倍增,也不过达到两三千人。根据中信银行与中央财经大学联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中国高净值人群在2010年底就高达100万,每年移民海外的富人仍然只占其中一小撮。
这里的原因其实不难理解。一方面,移民他国的代价巨大,因此只有少部分精英能够承担迁移成本;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精英的大门并没有敞开。比如美国移民法规定,来自任何国家的移民数量,每年不得超过全部移民的7%。这一政策主要限制了中国、印度和菲律宾等移民主要来源国。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出现高失业率,于是纷纷收紧移民政策,中国的精英外流会进一步受到限制。因此,事实上我们不必担心发达国家会无节制地吸收中国的人力资源。
人才外流也有好处
尽管承认移民属于“个体的选择自由”,《中国周刊》的封面报道仍然忧心忡忡地写道:“……原本应该是一个社会支柱的财富和知识精英,纷纷选择远走他乡,一旦潮成,对于移出地社会而言,是一种灾难。”想到发展中国家花费巨资培养的人才移居国外,人们自然想当然地将技术移民称为“人才流失”。然而,这一概念本身已经包含了先验的价值判断,即认为外流一定会对移出国带来损失,而国际经验表明,人才外流的发展效应有弊也有利。比如,尽管移出国丧失了海外移民的税赋收入,侨民们却以汇款方式提高一国国民的收入水平。据2009年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仅在2007年,中国的海外侨汇就高达320亿美元。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流失了什么样的“人才”?这里我们需要区分两种人才概念。一是具备某种特殊秉赋的人,如天才少年;二是已经取得某种成就的人,如杰出学者。从中国前往发达国家的精英分子,大多在留学之后转为移民。他们在出国前只能称为第一种人才,或者说是“人才毛坯”。例如,北大清华的本科毕业生出国深造,需要在美国经过多年研究训练,才能成为成就卓越的科技工作者。美国的大学为他们投入了巨额奖学金、一流的师资队伍和便利的研发环境,这些都不是中国目前能够提供的。因此,我们既不能假设这些天才少年留在中国就会成为同样杰出的人才,也不能认为中国理应完全享有这些人才。因此,中国的精英外流既不同于二战前欧洲的犹太科学家出逃,也不同于冷战后离开苏东地区的工程师移民。
中国的高等教育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而留学生大多是自费生,其中不少人还获得了国外的奖学金资助。从这个意义上说,发达国家其实是在帮助中国学子提高技能,而回流人才则为中国补充了稀缺的人力资源。种种迹象显示,海外学子的归国大潮方兴未艾,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人才外流的负面效应。据教育部最新发布的统计数字,2009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达到22.9万人,比上一年增长27.5%;全年留学回国人员达10.8万人,同比增长56.2%。也就是说,回流人员的增长幅度已经大大超过了出国人员。该部国际司司长张秀琴透露:“近几年,我国留学归国人数几乎每三年翻一番”,中国显然已经从人才外流进入人才流转阶段。
很多富人获得移民身份或外国国籍,或是为子女受到良好教育,或是为便利企业经营,他们的事业重心仍在中国。举例来说,持中国护照的人仅在13个国家享有免签待遇,而持加拿大、澳大利亚或美国护照的人则在120个左右的国家享有这种待遇。获得外国国籍,或者拿到绿卡,对中国精英的国际旅行自然非常便利。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在2010年发布的中加人才流动报告中指出,目前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居住的加拿大人,约在25万~30万人之间,其中很多是获得加国公民身份的华人。因此,移民统计未必反映移居者的真实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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