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中国和发达国家尚存在巨大发展落差的情况下,海外华人人才,特别是一流人才,在短期内不可能大批回归中国。尽管如此,海外华人依然对中国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加强,合作项目增多,海外的华人科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同行的科研水平。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的金碧辉等人发现,在2001~2005年间,中国科学家同美国学者合作发表的论文中,七成都有海外华人学者的参与。而海外华人在信息产业等技术领域同中国的合作更是不胜枚举。正如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郑永年所言:“大家光是看到多少人才跑到美国去了,跑到英国、跑到欧洲去了,没有想到通过人才的流动中国所学到的东西,这些是无形的,并且是非常关键的一些经验。”
移民情结的解决之道
既然向国外迁移对移民而言属于发展机遇,对国家而言并非严重问题,国人为何强烈关注这一话题?其实,国内舆论的焦点并非移民潮本身,而在于这一现象反映出的众多社会问题,这一心态可称为“移民情结”。很多论者在谈及移民问题时,意图借机批评中国的内部政策,并不考虑国际迁移的发展效应。如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在一次采访中就强调:“应该反思我们的制度,如何改善我们的制度,如何改善我们对财富创造者的社会环境,让高财富的拥有者最后还是感觉到祖国好。”
与其说人才外流是经济发展的病源,不如说它是社会问题的症状。面对中国社会的种种乱象,如食品安全、教育落后、环境污染、权力寻租和贫富分化,精英阶层不仅比中下层更了解腐败内幕,而且不少人亲身参与了腐败过程。他们中的一些人为避免社会风险,转而瞒天过海,一走了之。正如《中国周刊》的报道所言:“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既然无力改变,也不愿担惊受怕,于是,移民就成为有能力者的一个重要选项。”所谓良禽择木而栖,个人的去留选择,只要没有伤害到其他国民,本来无可厚非。针对精英外流,很多网友也表示自己若有钱也会选择移民。问题不在于两者的移民倾向——谁都知道美利坚是乐土;而在于只有精英能够实现他们的美国梦。
在迁移高度受限的民族国家体系中,国际范围的流动自由实际上属于各国精英的一项特权。由于国际迁移还没有成为普世性的人权,只有中国上层精英才可能成为周游列国的“世界公民”,这让中下层民众产生了强烈的剥夺感和被抛弃感。国际迁移带来的好处主要落在了移民及其家属头上;没有海外亲戚的居民受益较少,甚至还通过纳税补贴了移民之前在国内的教育经费。那些无法移居国外的人们因而对远走他乡的精英们嫉恨交加——他们的生存焦虑不能通过向国外迁移得到缓解,他们的身份焦虑因移民受限而更趋严重。
有人认为,当前中国的移民潮反映了精英阶层对现有体制失去信心,开始选择用脚投票的退出机制,因而显现出国家衰落的症象。这一解读似有片面夸大之嫌。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海外人才的回流大潮方兴未艾,来华学习和工作的外国人也在迅速增加。面对这个高速转型的庞大社会,与其说精英外流反映了中国衰落,不如说他们为不确定的中国前景上了保险。一旦中国出现严重的经济或社会危机,我们就会看到精英阶层真正的“集体流失”。那么,对于出国无门的大多数国民,谁会为他们的未来提供保险?
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决人才外流问题,不应当限制国际迁移,而应积极利用海外人才储备,通过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知识实现赶超战略。移民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同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发展差距。晚清以降,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即是缩小这一差距的重要政策,留学生的去留选择也一直是国家和个体都十分关切的问题。今天,留学潮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截至2010年底,在海外的中国留学人员达到127万人,其中约95万人正在国外进行某个阶段的学习,进行博士后研究或学术访问。随着中国转入创新型社会,人才短缺在未来十年将变得越发严重,眼前正在出国深造的大批学子,恰恰为中国提供了解决人才短缺的契机。在侨汇、海归、技术转移、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人才流转和它所带动的知识传播将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
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能否动员海外人才参与国内建设,也取决于新一代中国精英是否有志于报效祖国。梁启超当年就鼓励留学生在外掌握自己的专业,回国还要创造自己的舞台。《留学美国》的作者钱宁也说:“就留学本来的意义来说,留学生的使命是推动中国的变化,而不是等待中国的变化。”面对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面对“中国人的移民情结”,重要的是掌握西方先进知识的留学生们能够推动中国的进一步变革,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才能真正消除国人的移民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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