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歇：林毅夫的世界银行行长之路（3）

太初有叛

此后，实用主义在中国占了主导地位。人们开始利用中国的成本比较优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廉并且出现过剩。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但非劳动力密集型。鉴于这一认识，人们开始推广大批量生产。所有的组装产品，所有需要廉价劳动力的产品，都应放在中国生产。计划成功了。但之后又会如何发展？“我坚信，中国在接下来的20年内仍将保持8%的年增长率”，林毅夫在讲演结尾处说到。

六十分钟的演讲之后，听众们感到很难去反驳林毅夫。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的观察比在座的任何一位学者都要透彻。此外，他讲得很温柔，令人信服，但并不像个传教士。仅仅是出于礼貌，人们也不会去质疑他。

一位女士小心翼翼地问道：“那环境呢？”林毅夫微笑着以一种可以解除敌人武装的友善回应她说：“非常感谢您的问题。”新的科技，以及从工业社会到服务社会的过渡自然会调节这个问题的。

地方政府的高额赤字？只要增长率保持在8%，就没有理由操心。只有当增长率是4%时才会棘手。

房地产泡沫？“这一点也是：我并不担心。”中国的富人们除了把钱存到砖石和砂浆上之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官方部分结束了。现在议程上写的是“三明治”。听众们都涌向自助餐区。林毅夫匆匆走过他们身边，重新套上大衣，与人握手告别，然后前往机场。两小时后他要飞回华盛顿。

对于1979年的林毅夫而言，有朝一日仅仅是看一看华盛顿这座城市，似乎也是不可想象的。彼时他在台湾的军队中服役。他说他当时是一个狂热的国家主义者，并且因为台湾失掉了后来归给中国的联合国席位而感到怒不可遏。但之后，他丢失了对这个岛屿共和国的信仰。当他被派遣到金门后，他悄悄地制定了一个计划。对于台湾来说，金门是一个棘手的外围哨岗，距离中国大陆仅有两公里。

1979年5月16日深夜，林毅夫趟下了水。水一及髋，他便开始游了起来。水流湍急，但他之前已精确地计算了涨潮和退潮。只要他能游过一半的距离，涨潮就会把他推向中国。他游得很沉稳，最后一段航程他让潮水带着自己前进。三个小时后，当他从海中站起身时，每一步都走得很小心，生怕踩到地雷。他用手电向哨岗打暗语，随后立刻被捕。中国人把他当成了间谍。

他怀孕的妻子、他的孩子和父母还留在台湾。林毅夫说，没有人知晓他的计划。“我的妻子了解我的信仰”，他说，“她能预感到这一切。”只有通过在东京生活的表兄，他才能联系到他的妻子。在一封信中，林毅夫向他解释了他的动机：“我认为，台湾不可避免地要并入祖国大陆”。在此之后，他再未回过台湾，再未见到现已去世了的父母一面——直到现在，叛逃的逮捕令依然有效。他为他的信念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然而，当时的他给表兄写到：“中国要栽培我。”

情况正是如此。林毅夫在北京修习了政治经济学，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后，他于1980年见到了一位影响了他一生的访客：西奥多·舒尔茨[6]，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由于林毅夫是为数不多会说英语的学生之一，因此被派去做舒尔茨的翻译。客人对这位年轻人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他设法为林毅夫争取到了一笔奖学金，并把他带到了芝加哥。

去国外从不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但是没有人会拒绝去芝加哥的提议。”若能在那儿重逢自己的妻子，就更不可能拒绝了。林毅夫的妻子几个月之后也到了美国。一切水到渠成。

一家人在美国度过了五年时光。当林毅夫完成博士论文后，他的教授执意挽留他留在美国。他谢绝了，但出于谢意，他在临走前为导师们烹制了十八道精美的中式佳肴。

“1987年的美国经济发展缓慢，社会高度发达，几乎没有空间留给新的想法。但是想想中国！这个国度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在当时是令人着迷的。”于是，他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位取得外国博士学位后回国工作的社会科学家，并对他的专业影响深远。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样评价林毅夫：“他就是那些把市场经济带到中国的人之一。”然而林毅夫显然不愿接受如此高的褒奖。“经济改革1979年就开始了”，他简短地说。他真正带回中国的是经济科学，是对生产和交易活动的系统研究。1993年，他在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7]，是全国第一个专业于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机构。

华盛顿，2012年2月。林毅夫从世界银行西侧楼四层的办公室中注视着脚下的宾夕法尼亚大街。在窗台上摆放着一列高铁列车模型。京沪间逾1300公里的距离，高铁不用五个小时便可完成。列车看上去像是德国的城际特快列车（ICE）[8]。“德国科技”，林毅夫温和地笑着说。但90%的部件都在中国组装完成。以高铁为例，林毅夫可以详细描述他的“新结构经济学”：这是经济学的一个新思路——他的思路。为发展故，一个国家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国家在哪一个经济部门中因为较低的劳动成本而更具竞争力，就应该支持哪一个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