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歇：林毅夫的世界银行行长之路（4）

创想之艰难

在这一从中国经济奇迹中推到出的模型上，林毅夫远远超越了眼下重又时髦起来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他认为，为促进经济，今天挖坑而明天又把它填上的方式是盲目的。恰恰是在经济危机中，国家更应把资金投入到长期而有意义的项目中去。例如中国投资建设高铁系统。高铁系统将大大提高生产力，因为人们可以更便捷地往返于两个大都市之间。

在林毅夫看来，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以降低商品进入市场时的成本，因此正是解决许多危机的必要前提。为了克服危机，林毅夫要求一个“全球基础设施计划”。如果德国企业在中国建造一座桥梁，就会实现双赢：德国人获得了订单，中国人获得了大桥，而它又能帮助中国挣得更多的钱以购买更多的德国商品。若世界经济能按林毅夫的设想运转，事情就是那么简单。

第二天刚过七点，他就已经坐在办公室隔壁的MC4-301大会议室里了。大屏幕已被分成几个部分：与位于巴黎的经合组织（OECD）、位于日内瓦的世贸组织（WTO）、位于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BIS）以及亚洲发展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们举行视频会议。原本应是非洲发展银行的视频窗口里只能看见一张空白的写字台。

林毅夫发言并总结了世界经济状况：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工业产值下降了14%。欧洲在经济危机前就已面临削弱的生产力和低增长率的挑战。许多国家希望通过出口实现经济增长，但这种政策有其限度。“我们正面临新常态：低增长、高波动、极高的流动性。”

马尼拉首先发表观点：“我看不见您。”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插了进来：“我们担心，欧洲的银行只能批准更少的贷款”。经合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讲了一大通话并为此表示歉意。林毅夫：“这没什么。有个问题：美国在结构改革的议题上态度如何？”回答：“没什么进展。”

八点半，林毅夫准时结束会议。每天，他都在这个时间会见世界银行行长，美国人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9]。与无休止的视频会议同样的结局：必须另择他日拯救世界。

当林毅夫四年前进入世界银行时，他过得并不如意。对于很多人而言，他的“新结构经济学”构想听上去像来自上世界五、六十年代：问题应由国家解决。“并非所有人都对此深信不疑”，安·哈里森（Ann Harrison）评论到。哈里森当时主管世行的发展政策，今天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他当时必须做大量的说服工作，才能使人认可国家的作用。”

一位西方的外交官证实了这一点。“最初没有人认真地对待他”，他说，“但他为自己树立了良好的声誉。”

繁荣之巅的中国

可以评价林毅夫在接近四年的时间内改变了什么的人，是塞勒斯汀·孟家（Célestin Mengo）。为了采访他，我们必须暂别巨大的世行总部，穿过马路，进入傍边的一幢大楼，搭电梯到十一层。在孟家狭小的办公室里，挂着非洲的面具和彩色图片。这位喀麦隆人是世行负责非洲事务的副行长的高级顾问。“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建议非洲国家：改善投资环境吧！而结果呢？什么也没有发生！那些成功的国家呢？中国、越南、新加坡呢？无论在何处，国家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林毅夫促使我们开始转变思路。”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