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歇：林毅夫的世界银行行长之路（5）

中午十二点半，林毅夫离开办公室，穿过宾夕法尼亚大街。他已年近花甲，但从频繁的旅行和长时间的工作中看来，他却仿佛只有五十岁。没有保镖的他沿着十九街一直向北，最后转进一家名叫“茶林”（Chalin’s）的中餐馆。显然，他是常客，人们用汉语和他打招呼。女店主向他推荐饺子、虾饺、牛肉配蔬菜、面条和米饭。林毅夫笑着点点头。

30年来，中国一直在大踏步增长。现在，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六亿人已经摆脱了极端贫困。但当中国经济表现出其可变通的一面时，政治上却依旧保守僵硬。“每一种制度都会发展，都必须适应新环境。中国已经打开了国门，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发生变化”，林毅夫说。

他在北京就像回家。但他愿意在华盛顿生活。因为文化，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这儿是世界之都”，他说。他和妻子居住在乔治城，一个有许多酒吧和餐厅的充满活力的街区。但他对此知之甚少。大多数时候，他都静心阅读国民经济学研究著作，以便随时了解最新状况。即便是周日新英格兰爱国者对阵纽约巨人队的超级碗[10]，他也置之不理。这与他无关。“我有一份工作，并且这份工作使我非常繁忙。我没有多少时间。”

他的任期将在六月结束。但在最后的几个月中，他不愿碌碌无为。此时，他正准备飞往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在六天之内访问莫斯科、圣彼得堡和阿斯塔纳。

为准备这次旅行，分管欧洲和中亚的印度经济学家印德米特·吉尔（Indermit Gill）走进了林毅夫的办公室。“在哈萨克斯坦，人们会问你，除了石油还有什么办法能改善经济。”——“我可以回答说，他们应该找出那些他们具有价格优势的领域”，林毅夫说，并请求吉尔再提供一些这个年轻的国家的经济资料。他要在飞机上阅读它们。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关于他的角色和他的自我认识。他回答说：“我从中国的经验中寻找答案。但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我认为我是一位世界公民。我对所有国家都负有责任。”

安·哈里森在电话里的回答几乎与之如出一辙。“他有一套普遍的纲领，可适用于大多数国家。”斯蒂格利茨借助林毅夫的概念范畴论证，为何美国应从工业社会向服务业社会转变。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基于林毅夫的论文，论证为何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和私营部门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六月卸任回国之后，林毅夫会继续研究这些问题。他将重新做回大学教授。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北京，这一次，他不用再带着电扇回国了。这一次搬家本来会很轻松。如果没有那么多书的话。它们堆放在他办公室的一角。一部邓小平的传记。一本关于中国货币的专著。中国哲学。合计大约超过一百卷。“之前我一直没有时间读书”，林毅夫说，“但作为大学教授，我也许很快就会用到它们。”他会把书装进旅行箱，而不是存储在电子阅读器上。中国早已是一个现代化的世界强国。但在某些事情上，林毅夫还是更喜欢古老而熟悉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