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官员的“中国观”：对中国的理解比想象中客观

“解放军的核导弹是否处于发射状态？是不是随时准备还击？”

面对美国国防部高官单刀直入式的提问，国防大学杨毅少将回答得也很坦白：“我们的核导弹从来都是自卫还击，只要你们美国人不扣动按钮打我们，我们就不会还击你。”

上述情景出现在清华大学里的一堂课上。2012年4月21日到28日，第二届“中美高级官员培训班”在清华园举办，包含联邦政府高官、智库学者以及大学教授在内的14个“美国学生”，来到一个世纪前用美国人退还“庚子赔款”建成的大学，与中国学者进行为期一周的对话。具体负责项目的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说，老师授课的内容以中国为视角，告诉美国人“中国对世界的看法、对自己的看法，以及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这些美国高官除了白天西装革履地按时上课外，也抓紧一切时间体验中国式的生活。他们在清华园里游览散步，在担忧中国食品安全的情况下，依然开心地从小摊上买蒙牛和伊利雪糕吃；闲暇时，他们也爱逛学校附近的小商铺，发现最实惠的是一家电脑耗材店，三个美国人在那里各自买了一台不到100块钱的无线路由器；甚至有一次晚上9点下课后，他们专程跑到五道口坐地铁，只是坐到西直门后再原路返回。

在中美经济实力差距日益减小时，中美间的交往方式也已开始趋同。一个美国官员说：现在很多中国政府考察团去美国，美方也学习中国人的接待方式，“多安排一些旅游项目，让中国人觉得舒服”。

到清华上课的美国官员，即便只是临时组建的培训班，几乎每天都要召开集体会，会议的内容包括：每天上课跟中方怎么交流，由哪几个人主要发言，晚上下课后要不要出去玩，等等。一位参加学习班的中方学者感觉：课堂上的美国官员不再咄咄逼人，“他们提出的问题没那么刁钻，对中国的理解也比想象中客观”。

在中国的一周，美国官员真的“入乡随俗”了吗？

美国人的疑问

美国官员来中国受训这一计划，属于美国政府“全球领导力”高级培训班的一部分，中方由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负责，美国则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联邦行政学院对接。

来上课的政府官员由美国国家行政学院挑选，具体承办培训班的孙哲只给了他们一个要求：“必须是Senior Executive Servant Level（高级政务官，相当于中国厅局级），年薪12万美元以上的，我不做低端的，那没意思。”

最终，总共有8位来自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和核安全委员会等机构的官员入选，此外，还有两位智库的学者、两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以及两名美国驻华武官处的官员随堂听课。14人中只有两名女性。来华的美国学员中，有一半人之前来过中国。

“中国人关心政治吗？平常会以什么方式谈论政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安全研究硕士项目负责人阿里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运作方式非常好奇，他特别想了解“中央政治局的九名常委是以什么方式遴选出来的”。

对于中国的腐败问题，美国国防部官员罗伯特也有疑问。他问一名清华学生：在中国，腐败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大家办事都要准备红包，偷偷地塞给对方？“红包这玩意儿是一种习俗，过年给小孩压岁钱，包红包在中国很常见。至于腐败，那形式多了去了……”上述学生说。

美国官员非常乐意多与中国官员接触，即便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在一个饭桌上，罗伯特得知刚刚在清华结束了一个司局级干部培训班，他马上就把话题抛向了全桌的人：“嗨，你们知道吗，上周在清华，同样的机构（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也培训了一群中国官员，要是我们能跟他们当面对话就好了”。然后他转头问国防部的同事汤姆，“回美国以后，你提议组织一下对中国官员的培训怎么样？”

在整个学习过程里，美国官员特别善于“发现问题并迅速解决问题”。罗伯特就在课堂上向薛澜教授发问：中国官员怎样在任职内获得培训？党校和其他学院机构，以及出国的培训是怎么安排的？

薛澜教授说，“中国官员五年中就有三个月的全职学习，每一步晋升都需要满足规范”。关于出国培训，第一批是在1995年，江苏省组织的“跨世纪干部活动培训班”。后来也陆续有中国官员出去，到肯尼迪学院等地参加培训。“很多地方渐渐把出国培训变成了旅游，导致中组部对出国干部学习控制得越来越严格，现在已经非常少了”。

美国官员培训班由国家行政学院的迈克做领队，或许是新上任的关系，迈克总喜欢召集全体人员开会，显得美国人特别有集体意识。第一天上午阎学通教授讲完课后，孙哲向美国官员宣布，“在场有几家媒体记者，希望跟大家做一些交流”。美国官员当场没有异议，但在吃过午饭后，他们就悄悄到饭店旁边的花园里投票表决，一人投一票，结果是遵循大多数人的意见——驱逐媒体出教室。

虽然尊重美国人的决定，孙哲还是很不客气地把他们批评了一通：“你们太较真了，天天喊着让中国透明，自己怎么这么不开放？问题是我们讨论的有什么秘密啊，都是大战略问题”。

杨毅少将上课的时候，一个美国学员多问了几个问题，课后马上就有其他美国学员对孙哲解释说，“他最近要写一本书，所以提的问题有些多，你能不能跟他打个招呼？”孙哲就很奇怪：他是你们美国人啊，怎么还叫我去说？

“你们是从美国来的吗？”

由于美国官员中的军方代表颇多，此次培训班也特意安排了两位解放军将军给美方授课：杨毅少将讲授中国的国防政策，以及军事科学院姚云竹少将和赵晓卓大校主讲中国军队发展。

美国人在讨论中一直试图弄清一个问题：中国的战略意图是什么？中方主讲人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挨个让美国学员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大部分的回答是，“友好”、“合作”、“发展经济”——几乎全是极为友善的正面词汇。

从课堂上的表现来看，此次美国来华受训的并非“典型的政府官员”。他们上课时一丝不苟，极为认真，不玩手机，也没人打瞌睡。他们好像很快适应了中国，提出的问题都算客气，没有咄咄逼人。薛澜给他们上课时，他们最开始都只是乖乖地听课，一言不发。以至于薛澜都很诧异：你们是从美国来的吗？

当然，沉默并非代表他们不了解中国。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劳拉就问薛澜：你怎么看待中国微博上的民意对社会管理的影响？“需要考虑网络民意，但不能过分依赖”。薛澜认为：需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上网发言的是哪些人，他们能不能代表其他人的意见；第二，如果完全依赖网络民意，可能会造成短期决策，影响长期政策实施。

中美双方的理解逻辑时有差异，有时候虽然老师回答了问题，学生们还是感到困惑。比如中国希望美国放宽对华的高科技产品输出，以及美方担心军民两用技术的滥用，这两个问题就总也说不到一块儿去。在周世俭教授讲述中国经贸政策时，美国国防部的罗伯特就问他：“美国需要区分高科技产品和军用产品，比如黑鹰直升机的发动机既可以作为民用，也可以作为军用”。

不过，周世俭却觉得美国人对军民两用技术的理解有问题：“2008年中国发生汶川地震时，最大的、最有力的就是黑鹰直升机。但这个黑鹰直升机的发动机用了二十多年，该更新了。中国需要美国提供黑鹰直升机的零部件，完全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进行考虑。因为现在在军事上，如果我们跟周边国家发生冲突，我们有更先进的东西，不一定会用武装直升机”。

罗伯特觉得老师的回答很详尽，但他课后向同学直言，周教授的逻辑有问题：地震要以及时的人道救援为主，不该纠结是否买发动机，这是两个问题，“中国官方的思维太政治化”。

私下里，美国人在与中国学生聊天时，也能用自己的经验设身处地考虑中国面临的问题。比如聊到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因湄公河等国际河流发生的地区问题，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劳拉表示非常理解，她说在美国也一样，“一条密西西比河流淌过去，各州的利益诉求不同，很容易发生纠葛”。

（应美方要求，文中的美国官员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