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中国,向自己代表的社会集团“问责”缺少“合法性”,即缺少正当性。中国社会缺少清晰稳定的社会分化和分际,比如阶级和阶级界限。中国社会有(四民)“分业”,但无论士农工商,根本都属于“农民”家庭。④如此,社会呈“一盘散沙”状态,“阶级统治”很难生存,集团问责也就难以生存。⑤在缺少利益分化及利益分际的社会,让利益集团的代表来执政缺少“正当性”。用西方概念表述就是缺少“合法性”。这个中国传统延续至今。“利益集团”主导政治在西方是“合法性”的基础,是(西式)民主的本意;但在中国就“不正当”。在西文里,“党”是社会某个“部分”(part)的利益代表。在中文正体字里,“黨”是个贬义词,由“尚黑”两字组成,与光明正大相悖。“结党”必为“营私”;“党争”是劣政和“自私自利”的代名词。所以,中国士子有“君子不党”的明确政治传统,要求官员施政出于“公心”。而今,中国大众传媒常把自认是“坏”的政策归咎于“利益集团”,如同美国传媒给“坏”政策贴上“社会主义”标签。
第三,中国政府的正当性来自依照“伦理道义”对“百姓”承担“责任”。这是由一个职业治国集团来承担的。自两千二百年前中国形成统一大国(公元前221年),历朝历代的中国社会都由“中立”的职业治国集团领导。其管理对象是一盘散沙的、自由独立的农民“家庭”。这个集团在政治上强调“道义”,即扶老携幼的家庭伦理道德,以德服人;在行政上强调“责任”,即以照看百姓福利为“本”(职)。由于社会结构不同,中国政府与欧美政府“正当性”的来源不尽相同,前者来自强调“伦理道义”和“责任”,后者来自强调“执法”和“问责”。
“中立”是为方便西方知识界理解而使用的概念,是想指出,不由集团利益代表组成的政府也可能是个“好”政府。但“中立”并非是对中国传统政府的准确表述。既然社会缺少稳定清晰的分际,何来“中立”?在“大一统”的利益下,仅靠“中立”无法获“天命”。正所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⑥
治理中国社会靠的是职业治国集团的“杰出”(官称,“先进”)而非“中立”。
中国的“民本政体”
“杰出”(outstanding)不是同欧美政府比。“杰出”指的是在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中“脱颖而出”。中国政体的核心特征是杰出的,“学而优则仕”的职业治国集团。其杰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思想上杰出,声称坚持“民本主义”。中国的职业治国集团要求其成员拥有超越一般百姓的政治思想,即“民本主义”。民本主义源自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其含义简单明了:政府存在的全部意义在于服务“百姓”的整体福祉,否则理应被人民推翻。此思想源于《尚书》所称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既然“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而且“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伤害了百姓福祉就“失天命”,就发生“革命”。⑦民本主义后来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亦是一千七百年选官考试和拔官考核的基本原则。当然,思想与现实不是一回事,而且从来就不是一回事,在哪里都不是。“民治”(government by the people)也是思想,不是现实。但思想影响现实,人民能用这思想来衡量和挑战现实。思想为改善现实提供依据。没有民本或民主思想,中国或欧美的现实将完全不同。
第二是组织上杰出,声称官员的选拔遵从考试加考核的“绩优准则”(meritocracy),逢选必考,无功不拔。这种“业绩制”与西式“选举制”同样基于竞争。执政集团的官员靠政策竞争来获得出色政绩。中国土地辽阔,东西南北各地社会条件不同,社会价值观念也在不断变迁,不得不包容“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政策,包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弹性。在前三十余年的开端,安徽和四川领导采取了不同于众的政策,效果很好,双双被提拔为顶级官员。三十年后的今天,广东和重庆分别采取了相当不同的政策,引起世界瞩目。中国的政策和政绩竞争是世界各国中最激烈的,有时甚至可称“惨烈”,还为弄虚作假提供动力。政绩竞争是中国职业治国集团获得生命力的源泉。当然,纯粹的绩优准则,正如纯粹的多数决选举准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存在过。裙带、金钱、关系,在世界所有的选官制度中都发挥作用。然而,绩优制的确与西式选举制有重要区别。政治上统一的职业治国集团使得绩优制成为必然。
第三是历史悠久的分工制衡机制,用于防错纠错。中国由政治思想统一的职业治国集团领导,无法“分权制衡”,却有“分工制衡”的悠久历史传统。⑧而今,我们不仅能见到来自大众舆论从民本主义角度挑战官员行为的“软”制衡,而且看到党政“双行政系统”本身的分工制衡,还有弹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加上年龄限制的任期制,官员定期轮岗和地域交流制,纪检监察机构,各级人大、政协、法院和信访机构,还有各部门职责之间交叉的灰色地带,当然还有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分工与分权一样能达到制衡效果,因为分权制衡的基础也是分工。一个政体,没有制衡机制,断然不可能长久生存。但制度不是万能的,同样的分权制衡,在拉美、印度、非洲都起不到在欧美的效果。分权制衡的典范是美国,美国政府也犯重大错误,因为难以制衡能控制政府的华尔街和军工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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