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中国共产党的新困难与新道路（3）

政体的差异可以从四个基本方面来考察。第一是政治思想，即人民与政府关系的思想；第二是主要的执政机构；第三是选官方式；第四是防错纠错的办法。不同政体通常依照其政治思想的名称来命名。欧美政体称为“民主政体”，中国政体可称“民本政体”。民本政体有四个支柱，第一是民本主义思想，第二是职业的治国集团，第三是官员的绩优选拔，第四是以分工制衡来防错纠错。

在缺少社会分化条件下，由职业治国集团来“治国平天下”，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统一，内部成员却在政绩和政策上激烈竞争，就维持了富有弹性和活力的中华大一统，构成了世界政体中的一个独特“物种”——“民本政体”。这个政体“物种”并不能保障国家长生不老。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性而已。一旦治国集团的顶层“入奢”，失公心而谋私利，不再遵从民本思想，绩优原则就被侵蚀，分工制衡也被侵蚀，这个职业治国集团就会腐朽、分裂，王朝也在内外交困中崩溃，国家就衰落。这是中国王朝更替、国家兴衰的根本原由。

制度是人造的，也是由人来执行的。活人能够轻易绕开或者改变死制度。政治制度不是“永动机”，人也不是机器，没有任何制度能让“人”领导的“国家”永葆青春，逃出兴衰循环的法则。长寿之方是科学，长生不老是神学。

令人惊异的是，中国的职业治国集团不断随王朝更替死而复生，与朝代和国家共兴衰，始终管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差异也最大的社会。民本政体延续了两千多年，“超越”了(中国的)国家兴亡，是世界上持续最久的政体。“中华文明”延续的根本内容是什么？若非这制度文明还能是什么？

“党”在现代中国的演化

自1640年到1840年的大约两百年间，拉美玉米和土豆等薯类粮食作物进入中国，人口爆增，从1亿变成了4亿。每遇天灾，就出现数以百万计的“流民”，中央政府对地方逐渐失控。1840年，工业强敌入侵了农业社会的中国，自此中国内外战争频繁、社会混乱。清王朝在内外交困中艰难维系了半个多世纪，轰然倒塌，各地乡绅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在各种内外势力间飘荡，导致了“半封建”社会。由于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四处泛滥，“革命”成为社会普遍欢迎的概念。与此同时，西学东渐，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传入中国，代表不同“阶级”的西式“政党”在中国思想界逐渐获得了“正当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收录的头两篇文章是“阶级分析”的典范，确立了毛泽东革命理论家的地位。⑨中国共产党似乎运用西学理论成功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然而，即便在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另两个是“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其实是以往新朝“均田地”政策的延续，既非“资本主义”，亦非“社会主义”，称为小农社会的保守主义可能更恰当。

在“革命”完成后的三十年，中国共产党继续了“阶级斗争”路线，但国旗五星红旗中的大星代表党，团结其他四个小星，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是“统一战线”。阶级斗争概念在“文革”时达到了顶峰，但“打倒”的并非“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分子”。在其后的三十年，中国共产党逐渐淡化了“阶级利益代表”的认同，强调“三个代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先进文化，代表先进生产力)强调“和谐社会”，回到了中国社会整体利益代表的传统认同。中国其他的“党”则是“参政党”，认同中国共产党，认同中国人民的普遍利益，并非阶级或利益集团代表。

许多学人指称，市场经济导致中国出现阶层或利益集团分化。⑩西方的“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理论是阶级斗争和多党政治信仰的前提条件。中国而今有贫富分化；但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也不乏贫富分化。只要“富不过三代”，就无法形成阶级的政治力量和文化意识。越来越多的职业划分，并非社会公认的社会地位高低之分。中国过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属于农民家庭，中国今日工商企业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家庭企业，依然是“一盘散沙”。自古至今，中国社会都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中产”社会。所谓“培育中产阶级”，虽在新闻界热炒，却是个伪命题，因为把“中产”定义为城市里有某种固定政治倾向的富人。中国“富人”占人口比例很小，而且都是最近二十年才“致富”，父母和兄弟姐妹或许就是农民、工人、甚至下岗工人。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个世界上最美丽的“社会意识错乱”——普通人争相致富，富人认同普通人。所谓“富二代”和“官二代”是贬义词，直指怪异行为。“富人俱乐部”非但不似在欧美那样受敬重，反而是大众媒体讥讽的对象，暗指其为妓院。

在当代全球激烈竞争的工商界，“富不过三代”不仅是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也正成为世界的现实。欧美“成熟”的市场经济没有强化阶级界限，反而淡化了阶级界限，导致了中产化，导致了欧美政党的“中立化”和“全民化”(catch-all party)，导致了政党政纲的“趋同”。欧美学界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谈论“政党政治的衰落”，而且于今为甚。现在，对抗性的政党政治是落后的典型表现，最具对抗性的政党政治都发生在落后国家。如此，中国政治何以应当“退化”为利益集团竞争的“民主”舞台？

台湾地区今日似乎有“两党制”，但国民党和民进党争相宣称自己是“超党派全民代表”。该两党的分歧不在于经济社会政策，更非代表社会不同阶层，而在危险的“国家认同”。若谈政策区别，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政策，在正式出台之前的讨论远较西方激烈。争论的不是税收增减一、两个百分点，甚至是收或不收房产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