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中国共产党的新困难与新道路（4）

在缺少社会集团分际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是欧美那种“议会党”，在议会中分成“一党、两党、多党”。中国共产党是个延续了中国政治传统的职业治国集团，思想上依旧信奉民本主义，组织上依旧执行绩优制和分工制衡制，成员们在政绩和政策上依旧激烈竞争。简化字的“党”不复由“尚黑”二字组成，而是“尚儿”——还是照顾百姓福祉的“大家长”。

类似历朝的治国集团，中国共产党目前发挥七个核心功能，身系华夏“大一统”。

第一，制定全国统一的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线，抵制社会分裂和冲突。

第二，维持行政统一、政令通畅，抵制地方保护主义。

第三，维持绩优选拔，抵制血缘、地缘、裙带、派系主导官员选拔。

第四，统一指挥武装力量，抵制军事割据。

第五，维持边疆地区的向心力，抵制族裔分裂主义。

第六，维护世俗政府传统，抵制宗教势力干政。

第七，领导全国“统一战线”，并凝聚海外华人、华侨的爱国力量。

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治国集团有三大不同之处。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标是带领“中华民族”完成“国强民富”的“现代化”任务；而儒门弟子的目标是“天下(太)平”——那个时代的“天下”环境简单，没有民族国家，无需谋求“发展”。其次，中国共产党拥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手段——民主集中制，以适应现代的国家间竞争。传统治国集团目标低，组织上就相对松散。最后，中国共产党发明了“群众路线”，成为共产党生命力的源泉，既适应革命时代动员人民的要求，也适应教育普及条件下人民政治参与的要求。

什么是群众路线？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也有两大不同。第一，苏共是“立国为党”，是党国(party state)。中国共产党是“立党为国”，是国党(state party)，是中国人民的“党”。第二，苏共是世界党、传教党，目标是在全世界扩散共产主义，与美国传“自由民主”之教类似。而中国共产党尽管怀有孔子的“天下大同”理想，却立足中国，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不自称世界上唯一正确，也不以消灭其他制度为目标。

新困难与新道路

与中国政治不同，美欧实行“现代”政党政治，不要求官员“知识化”，没有学历要求，无需每天加班及周末无休，无需为职务升迁进党校“培训”，更谈不上追求“理论创新”。而且，西方社会的管理水平并不低于中国。既然西式政治普遍被称为“先进”，为什么中国依然延续职业治国集团的老办法？可以用两点结论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由于社会缺少清晰、稳定的利益集团分际，也缺少法律主义传统，中国出现政治上统一的执政集团是必然的，也在中国拥有政治文化上的“正当性”。因此，中国共产党身系国家治乱兴衰，如同传统的职业治国集团。

第二，如同传统的职业治国集团，中国共产党之兴衰取决于其“先进性”的兴衰。党兴则国兴，党衰则国衰。治国集团丧失“先进性”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思想堕落，不再为人民负责，则为公的“民本主义”信仰必被形形色色为谋私利辩护的“主义”所取代。第二，组织涣散，纪律松弛，贪污腐败，则“绩优选拔”的人才原则必被“结党营私”取代；分工制衡机制也就不复起作用了。第三，脱离群众，害怕群众，拒绝群众监督，拒绝群众批评，“政绩和政策竞争”必被阿谀奉承和欺上瞒下取代。如此之治国集团，就会蜕化成缺少生命力的、脆弱的、“尚黑”的特权集团。

所有国家都有兴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也不例外。中国主要朝代的寿命相当长，平均约三百年，秦汉、隋唐、宋明清就能概括中国近80%的王朝史。但二、三十年的短命“朝代”也不鲜见。一旦职业治国集团无力强调责任和道义，就进入衰败期，就只能靠“执法”和“问责”的激素来苟延了，如同1948到1949年间的国民党。那时，“执法”演变成抗暴，“问责”演变成下台、换班、大分裂的闹剧，接下来就是民不聊生和兵败如山倒。

中国共产党虽已成立九十年，但执政方过一个甲子，仅及中国主要朝代平均寿命的五分之一。其近期前景取决于解决好下述新的基本政治矛盾。

作为执政党及双行政系统之一，共产党必然“变质”，从“扁平组织”变为“科层组织”，用全国统一的法治来管理国家。如此“变质”是建设事业“办大事”的需要，理性化、知识化、专业化、法治化，层层相连。但科层体系“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必然脱离千家万户的群众，再也无法像扁平组织时期那样为百姓“挑水扫院子”，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于是，一方面，由于科层化和法治化，党政体系“办小事”的能力严重退化，有心无力，无法解决群众五花八门的生活矛盾，而“国法”也无力满足社区内部关于“公正”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人民的自组织坍塌了，科层体系无法“对接”亿万无组织的个人和家庭。于是，亿万个体的“人”去找一个统一的、依法办事的科层系统去要求“公正”，使得“潜规则”盛行。于是，“维稳”与“维权”成了一对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