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反腐败不能只反贪官

反腐败运动将近十年，一个非常鲜明的发展方向是：腐败愈演愈烈，腐败面愈来愈广，程度愈来愈深，手段愈来愈高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结果？主要在于反腐败的目标、方法和预防腐败的手段问题。迄今为止，所有的反腐败都是反腐败的官员而非腐败的机构，着眼点是腐败的个人，而非导致个人腐败的制度。 

反腐败牵涉到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即中央、党政官员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人民要求政府反腐败，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痛恨腐败的官员，而且也希望中央通过反腐败建立新的制度，一种能够代表人民利益的制度。但在政府看来，人民和政府之间、人民和党之间的关系之所以紧张是因为官员的腐败，所以在党政官员中间进行反腐败是为了缓解紧张的干群关系。很多领导人认为，只要把腐败的官员给清理了，人民就会恢复对政府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传统中国政府所使用的方法。皇帝不会错，人民不会错，错只错在中间官吏层。一旦人民对最高领导产生不满和不信任，中间层官吏就会成为打击对象，成为牺牲品。这里不是在为中间官吏层辩护，而是要强调，这种反腐败的方式经常弱化而非强化政府的统治能力。 

在某种程度上，现在所进行的反腐运动也是用通过牺牲官员的方法来巩固政府的统治。但问题在于种种腐败是制度产生的，反腐败的核心应当是产生腐败的制度，而不仅仅是被腐败了的党政官员。只反个人不改造制度的反腐败方式，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共强调党政人才的培养，希望他们能够在发展经济上起到一种领导的角色。但是，可惜的是，辛辛苦苦培养官员数十年，一旦进入官场，就很快走向腐败，多则十来年，少则二、三年，这就是说，培养官员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官员被腐败的速度。一个明显的个案是广东的于飞。于飞在广东改革开放的早期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在后期以权谋私，落得腐败的下场。很难说这是因为于飞本人的品质品德变坏了，还是因为现存制度给他腐败的机会；或者说当腐败发生后，制度不能把情况纠正过来。有的腐败案例明显是制度的原因，如云南卷烟厂的褚时健。褚时健把云南烟厂建成了全国最大、为国家创汇最多的企业，但他自己所得的报酬极其微薄。很难说褚的腐败是因为他的贪婪，还是因为他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报酬。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

很大一部分腐败的官员在其他各方面也是很有能力的。这些人被腐败、被清除也是政府的损失。中共如果要长治久安，就必须从制度上入手。反个人比改造制度要容易得多，但不改造制度，党政官员的腐败会是永无止境的。是现在的制度导致官员的腐败，而不是官员导致制度的腐败。光反腐败官员，而不反制造腐败官员的制度，会使反腐败运动走向其反面，最终导致真正的统治危机。这种倾向性现在已经开始，对此应当有足够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