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梅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慢？（3）

为什么这么说？十多年了，经济发展方式改变不了，背后还是一个体制因素。比如某个省要转型，从资源大省转型到多元发展，但是靠卖资源就能轻易赚到很多钱，它没有转变压力。传统发展模式形成的路径依赖，影响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此外，这还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调整，比如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大量投入，存在风险，有利益取舍等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背后体制问题、利益格局问题、固化思维问题和传统发展模式形成的路径依赖问题共同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为什么必须改呢？我们的GDP占全世界的份额是9.5%，但是我们消耗的能源占全世界的20.4%，石油54%依赖进口。这种格局究竟能够维持多久？ 

但有多少人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呢？所以举几个简单的数字，就可以看出，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中国经济周刊》：转变发展方式，就意味着改变单纯依靠GDP增长的发展模式，与转变发展方式相随的是调结构。您根据在基层广泛调研的经验，提出要优先发展现代农业？ 

张梅颖：调结构，是社会领域一场深刻而广泛的变革。调结构的唯一动力，就是体制机制必须转变，用政策引导。 

我认为要优先发展现代农业。农业问题，最近7年一直被列为“一号文件”，中央确实很重视，但是还不够，缺少相应的配套措施。我在基层调研时发现，种粮的人最苦，管种粮的人工资最低。因为各地的津补贴，是按GDP、财政收入来计算的。 

我们到一些省去考察，一个干部从工业城市调到农业城市，他的工资低了好多。但是在农业城市，他的工作更加辛苦，压力也更大。由此看出，种粮食的和管粮食的，待遇都应该提高。这也是中国改革碎片化的表现。 

我们对农业的忧患意识还不够，自然灾害不断，极端气候常态化，我们缺乏应对的准备，怎么保障13亿人的粮食安全？去年，我国净进口农产品换算成耕地，相当于进口了近9亿亩播种面积。这相当于进口了一半的耕地，一旦不能进口了，怎么办？所以要发展现代农业，比如中国有三分之二的耕地是低产田，通过改造，潜力还很大。一定要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 

《中国经济周刊》：提到转变发展方式，很多地方就盲目追求新兴产业，重复建设的现象非常突出，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张梅颖：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要处理好。拿光伏产业来说，全国有18个省几十个城市都在搞，必然要形成高水平重复建设。 

要正确认识新兴产业，当地的基础条件、资源禀赋、技术和人才等各方面是不是适应发展新兴产业？现在都在赶时髦，纷纷抢占“制高点”。比如清洁能源是个好东西，但是这里面很多技术问题没有解决，它还处于不成熟期，所以我们现阶段不宜大干快上，遍地开花。 

传统产业是我们产业的主体。所以力量要下在传统产业的升级，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高新技术是“魂”，魂要附到传统产业的体上。厉以宁教授曾说“没有传统产业，只有传统技术” 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