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中国的“启蒙”如何进行下去（2）

三、中国“启蒙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是否已经实现

对五四运动，中国学术界有着种种不同看法，我不能一一介绍，但我认为不能把五四运动和前此的“新文化运动”看作是没有内在联系的两种性质不同的运动。我们也许可以说，前者是一场“反传统”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后者是一场救亡的爱国运动。正是因为有新文化运动，才使中国人能用新的眼光和新的价值观看中国落后的现实，这无疑包含着希望中国富强的愿望；正是有了“五四”的爱国情怀，才使中国人认识到必须使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的“启蒙”落实到社会生活之中。因此，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前后相连的过程。“启蒙”唤起了“救亡”；“救亡”深化了“启蒙”，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提出“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专制统治”把两者对立起来，用所谓“救亡”来压制人民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等诉求。因此，“救亡压倒启蒙”或者“只有救亡才能唤起启蒙”的提法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片面的。

现在我们应该讨论的是：包括“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运动所争取的“启蒙”思想是否在我国现代社会已经完全实现？这个问题太大，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1985年，我在深圳举办了一次“文化问题协调会”，这次会议有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和深圳二十余位学者参加。会上，我们取得了某种共识：大家认为，邓小平同志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非常拥护。同时，我们认为现代化的问题是否仅仅被理解为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的问题？因为没有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现代化将会落空。这都涉及到我们仍然要继续“启蒙”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的社会要全面实现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我们必须把“启蒙”继续进行下去。

四、中国社会的“启蒙”将如何进行下去

中国接受西方的“启蒙”思潮已有160余年历史，但中国并没有全面地完成现代化。因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中国出现了两股反“一元化”的思潮。一股是来自西方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另一股是追求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热”思潮。

西方的现代化在发展了两个多世纪后，其种种弊病日渐显露，由“科学万能”引发的“工具理性”，使自然界惨遭破坏；自由经济不受约束的发展，造成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尖锐矛盾和相互敌视，唤起了人们对金钱和权力的无止境贪欲，致使人类社会道德沦丧。为了挽救人类社会，消除现代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因而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有以消解现代性为己任的“后现代主义”出现。初期的“后现代主义”是“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目的在于解构现代性，反对“一元化”，企图粉碎一切权威，这无疑对人类社会是有益的。但是“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并没有提出新的建设性主张，因而到上世纪末，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提出将“第一次启蒙”(即17、18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思潮)的成果与“后现代主义”整合起来，召唤“第二次启蒙”。他们提出，后现代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以建构一个所有生命共同福祉都得到重视和关心的后现代世界”为目标。他们认为，如果“第一次启蒙”的口号是“解放自我”，那么“第二次启蒙”的口号应是“关心他者”、“尊重差别”。目前，“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力在西方还很小，我相信它在西方和东方都将会受到重视。

“国学热”的出现，是由于“中华民族复兴”的问题引起的，而民族的复兴必须由民族文化的复兴来支撑，因此在对过去的盲目“反传统”的反思中考虑到如何传承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文化，并使之在新时代得到更新。有鉴于当前对自然界的无序破坏，一批中国学者提出儒学中的“天人合一”学说可以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孔子主张既要“知天”，又要“畏天”，“知天”就是要合理利用“自然界”，“畏天”就是要对自然界尽尊重和保护的职责。中国儒家“天人合一”的学说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提出的“‘人和自然’是一生命共同体”的理论很相近。有鉴于孔子和孔子思想在百多年来受到的歪曲和诋毁，有见识的中国学者认为，要复兴中国文化传统，就必须恢复孔子和孔子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人为地割断自身民族文化的民族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我们都知道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学”——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这种爱人的品德由何而来？《中庸》引孔子的话就是：“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的品德是人本身所具有的，爱自己的亲人是基础。但孔子认为，“仁爱”不能只停留在爱自己的亲人上，必须“推己及人”，要由“亲亲”扩大到“仁民”；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儒家的“仁爱”精神不正与“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提倡“第二次启蒙”的“关心他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吗？这很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在“前现代”的思想宝库中确实包含着若干人类社会“普遍价值”的思想资源，并对克服“现代性”可能发生的弊病起消解作用。

我们已经注意到，中国一些学者和西方“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之间不仅有所接触，而且已经开启了良好的合作。“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已经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并已从中吸取营养；同样，中国学者也已经注意到“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对人类社会走出困境的现实意义，并关注着该学说的新进展。在中国已经发生广泛影响的“国学热”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这两股思潮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有机结合，如果能在中国生根并得到发展，也许中国可以比较顺利地完成“第一次启蒙”，实现现代化，而且会较快地进入以“第二次启蒙”为标帜的后现代社会。这就是说，如果真能如此，中国的“启蒙”所得的成果，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将是最为丰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