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财经小组[120]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三月七日

在中央财经小组[120]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三月七日

今天我讲七个问题。

第一个是长期计划问题。我认为,现在可以不搞十年规划[118],先搞五年计划。我上次说过,十年规划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恢复阶段,第二个 阶段是发展阶段。只有恢复好了,才谈得上发展。在恢复阶段,可以逐渐看清楚发展阶段的问题。现在谈发展,情况还摸不准。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讲 法,要很好斟酌。是讲以调整为中心贯彻八字方针[121],还是讲调整和恢复?这要由中央决定。但是,领导机关在认识上必须明确,当前主要是恢复。

当然,在恢复阶段,有些方面会有发展;在发展阶段,有些方面还有恢复。例如牲畜,现在粮食紧张,首先是顾人吃,看来五年内不一定能恢复到过去的最高水平。

今年七月准备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122],是否可以不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123]的指标,因为现在情况还没有摸清楚,很难提出比较切实的指标,甚至 划个“框框”也困难。建议七月会议主要谈财政经济的形势,摆情况,把问题搞清楚,讨论方针,研究措施。对形势的估计和应该采取的方针,要认真讨论,把思想 统一起来。

农业的全面恢复究竟有多快?还要看两年,今年一年,明年一年。因此,不但今年七月提不出五年计划指标,甚至明年也难以提出。我们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28]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的。在编制这个计划之前,我们同苏联的党和政府谈过,同斯大林也谈过。一九五二年底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以后,对 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做出计划来,是在一九五五年春天,先经过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七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才公布的。编制 第一个五年计划用了三年多的时间。现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情况更复杂。为了把问题看准,我看现在不忙于搞指标。至于明年的年度计划,可以在今年的七月 会议上先提出一个“框框”,使大家心里有个数。

第二个问题,今年的年度计划,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重新安排。这是非常必要的。定了以后, 后三个季度就不要变动了,再不要像往年那样“一年计划、计划一年”,使计委的同志苦得不得了。过去改一两个数字就要重新算一次帐,而数字又不落实,把精力 都放在算帐上,顾不上研究形势和方针。以后不能这样办。今年的计划调整以后,执行中的某些变动,由经委去管。

现在调整计划,实质上是要把工业 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材料的分配,要先满足恢复农业生产的需要。当然,这也是根据实际可能。例如,按照农村的 需要,今年供应五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木材,这是做不到的。不过,必须尽可能先照顾农业。材料的分配,第二要满足市场的需要,主要是日用工业品生产的需要,根 据实际可能,能多给一点就多给一点。这两项定下来,再考虑其他。管年度计划,首先就要安排好农业和市场。

现在城市的主、副食品供应都不足,人 民的体质下降。可不可以拨一点钢材,制造一些机帆船,增添一些捕鱼网具,让水产部门出海多捕一些鱼?如果一年增产十五万吨鱼,就可以使大中城市的六千多万 人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周恩来同志插话:陈云同志以前提出的每人每天供应一两豆子的办法很好。但人的营养光有植物蛋白不行,还要有动物蛋白。和尚尼 姑,每天打坐,有植物蛋白也许就行了。我们这些人不行,劳动量比我们大的人更不行,有了植物蛋白,还需要有点动物蛋白。)每人半斤鱼,再搞点高级馆子,有 钱可以去吃。这样,我们对干部适当照顾一下,群众就不会有多大意见了。现在不少人对照顾干部的办法有意见,这是有道理的。增产鱼的指标和措施,必须从今年 开始列入年度计划。这个问题,只要切实安排,是可以解决的。

我还想到,除了每人半斤鱼,到明年年底,大中城市的六千多万人,每人每月可不可以 增加半斤肉?据姚依林[83]同志说,今年计划收购一千二百万头猪,每头按六十斤净肉计算,共有七亿多斤。除开出口和其他必保的用途以外,平均每人每年可 以有六斤。猪要保证收购到,收购到以后,还要合理分配,如压缩一部分出口。这样,鱼、肉两项,五口之家一个月就有五斤。目前,这样的问题,是国家大事。如 果六千多万人身体搞得不好,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 题。

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为了农业、市场, 其他的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今年的计划,特别是材料的分配,要先把农业、市场这一头定下来,然后再看有多少材料搞工业。工业也要首先照顾维 修、配套,维持简单再生产。满足了当年生产方面的需要,再搞基本建设。有多大余力,就搞多少基本建设。今年如此,今后也要如此,使人民的生活一年一年好起 来。

同志们,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

我看今年的年度计划要做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四个字。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 骨”。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周恩来同志插话: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第三个问题,综合平衡。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论,牵涉到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的提法。究竟什么是积极平衡,什么是消极平衡,认识是不同的。我以为,现在首先要弄清楚两点:一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一点是,从什么“线”出发搞综合平衡?

先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有些同志认为,现在不能搞综合平衡,因为没有条件。他们主张先订出几个远景指标,然后推算出各种数字,制定建设方案。冶 金部的领导同志原来想在七年内搞三千万吨或者两千五百万吨钢。我问他,那时候品种能不能齐全?他说还不能齐全。我的看法是,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 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不能说在达到了多少万吨钢以后再去搞平衡。要从现在综合平衡的经济水平出发,经过切实的研究和计算,看 远景规划能达到什么水平,而绝不能采取倒过来的办法。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一部机器,只要缺一 部分配件,即使其他东西都有了,还是开不动。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按照国内和国外的经验,生产一百万吨钢,就要相应地有近五万吨的有 色金属;在有色金属中,铜、铝、铅、锌又有一定的比例,缺一样都不行,数量少了也不行。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

再说按什么“线”搞 综合平衡,无非是长线、短线。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 浪费。在这方面,这几年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 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例如,生产一定数量的钢,需要一定数量的有色金属,那就要认真地计算这些有色金属当年能生产多少,能动用库存多少,能从 国外进口多少,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平衡,确定钢的生产指标。冶金部的领导同志想说服我,说他们打算搞二千五百万吨钢,有色金属不够,可以从国外进口。我给他 们算了一笔帐,按百分之五计算,每年增加三百万吨钢,就需要十五万吨有色金属。开国以来,进口有色金属最多的年份是十三万吨。明年要增加三百万吨钢,假定 国内生产不足的有色金属可以靠从国外进口,那末,后年再增加几百万吨钢,又需要进口更多的有色金属。我看,即使有那么多的外汇,在国外市场也很难买到。所 以,一定要从短线出发搞综合平衡,这样做,生产就可以协调,生产出来的东西就能够配套。配了套才能做大事情,不配套就只是一堆半成品,浪费资金。

按照短线进行综合平衡制定计划指标以后,长线怎么办?一种办法是继续生产。如一机部[68]的生产能力,许多是长线(内部也有很多短线),生产出来的机 器今年用不上,但明后年需要的,可以安排生产,生产出来暂时存在库里。不过也要考虑,是生产出来放在库里好,还是把原材料用于生产更急需的东西好。这就是 说,另一种办法是,现在不需要的,或者虽然需要但不是急需的,就可以停下来,生产更急需的东西。

总之,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 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例如,煤的生产指标,应该按照实际可 能进行安排,即使比实际可能安排得低一点,也没有损失,东西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还可以多生产。长期计划的指标,更要注意留有余地,而且以后再不要只 想到钢了,应该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全面安排。

最近,我查了美、英、德、日、苏等国九十年来钢产量的统计数字,看出这些国家钢的年产量在一千万 吨以下的时候,花的时期最长。美、英、德、日等国,钢产量在五百万吨到一千万吨之间,就成了帝国主义国家。苏联也是在这样的生产水平上,成了工业强国。大 体说来,这些国家钢产量在五百万吨到一千万吨的时候,各种工业就比较齐全,把工业基础打下来了。日本在发动七七事变[124]的时候,钢产量还不到七百万 吨。根据历史经验,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争取在一定的时间内,使工业产品品种齐全,质量良好,技术先进,适应需要。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再前进就比较快了。

这几年,大家的胃口大了,每年一百来亿元的投资似乎不算什么。中国从张之洞[125]办工业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私营工业的固定资产一共只有二 十二亿元左右。现在,我们一年就花一百亿元的投资,安排合理,搞得好,一年就等于过去几十年,规模还能说不大?一百亿元投资,需要二百万吨钢材。现在我们 年产七八百万吨钢材,拿两百万吨来搞基本建设,可以做很多事情;此外,还可以有五六百万吨钢材搞其他事情。

第四个问题,物资管理制度。总的 说,物资管理应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更集中。现在,物资是由国家、各部门、各地方分管的。今后,部管的产品不能太多。钢材交冶金部管,他们就“监守自 盗”,应该归国家统一管理。现在经委的精力和时间,一半以上是用在物资的分配和调度上。生产过程也是物资的调度过程,如果无权调度物资,也就无法统一指挥 生产。要找管物资的同志开会,总结经验教训,包括集中过多和分散过多的经验教训,研究出一套科学管理的办法来。

第五个问题,要研究农业的基本情况。计委、经委、农办[126]要扎扎实实地做调查,认真研究农业生产的各种条件。在此基础上,拟定农业生产指标。

第六个问题,计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和稳定市场方面。计委有个传统,一开始就是搞工业,搞基本建设,其他方面,如农业、财政、贸易等,都是凑凑合 合。这有历史原因。恢复时期[66]有个财经委员会[23]统管财政经济。成立计委以后,农业和财贸是农办和财办[127]分头管的。

财经委 员会的时候,我着重注意的是三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和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毛主席看到反映资本家意见的材料,这批条子要我研究。每次资 本家来北京开会,我们就注意研究他们提出的问题。有个“反对派”站在我们面前,可是好事,逼着我们多考虑问题。二是基本建设投资。我当时的办法就是 “砍”,“砍”到国家财力、物力特别是农业生产所能承担的程度才定下来。三是劳动力。每年大家都要求增加人,我卡得很紧。人进来容易,出去很困难。进来了 就得发工资,供应吃、穿、日用品。凡是增加职工,我总要算一算,看市场供应怎样。如果物资不够,就不准增加人。基本建设投资和劳动力这两条管住了,计划大 体上也就管住了,就不至于出乱子。那时候,我对农业管得少,后来才管了粮食统购统销。黄敬[128]同志曾经提出:银行的信贷资金很多,商业的流动资金很 多,为什么不从这两方面抽点钱多搞点基本建设?他不懂得,把必要的信贷资金和流动资金拿来搞基本建设,物资供应就要出现缺口,这是不行的,是有危险的。

过去我们每年要算一次帐,购买力多少,商品供应有多少,要使商品供应量超过购买力。一百元的购买力,要有几百元的商品,否则,就会出现市场供应紧张,因 为有些商品不一定适应消费者的需要。商品供应量大于购买力,才能使消费者有选择的余地。商品供应量同购买力不适应,市场就不能稳定,甚至造成通货膨胀。

第七个问题,要鼓励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对于目前的形势、方针、措施,以及工作重点摆在哪里,实际上有不同的看法。每个部委,每个单位,都要鼓励有不同 看法的两方面把意见发表出来。在我们党内,在政府机关内,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可以使我们看问题比较全面,避免片面性,少犯错误。

出处:陈云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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