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喜欢权谋是一种悲哀（3）

有了这个观念以后，我们可以做到第二步，就是学术机构的完全自治。贺卫方先生有个观点，就是大学应该是“学者共和国”，这是对的，大学就应该是自治的共和国。西方比如美国，好大学是私立大学，政府本来就没资格管，也没钱管。西方捐资办学的机构也都有一个很好的共识，就是我是出钱的，事我是不能管的，董事会任命的校长，学校怎么治，让校长去治，学生或教师不满意可以弹劾罢免校长，中国还没有这套机制。中国教育当局提出大学去行政化，如果真能实现的话，应该说还有一线希望。国家要建立这么一个观念：给这个学校行政拨款，拨教育经费，这是纳税人的要求，纳税人要求钱这么花。

第二条就是，政府拨的钱要交给大学自己去用，不能再管。

第三条就是，对每个知识分子而言，最重要的是自己保持独立。知识分子应该建立一个观念：我在大学里面领一份工资，或我在研究所里领一份工资，不是谁的恩赐，是我的劳动所得。这个钱不是当局给我的，是纳税人给的。中国大部分人，仍然没有这个观念。

丁果：中国连顶尖的知识分子都没有这个观念，我们要提倡这个观念，权为民所赋，知识分子的独立基础，正在于此，纳税人的概念，在西方是最普遍的常识。回到帝国时代，统治者没有需要了，自然就冷落了“士大夫”。

易中天：岂止是冷落，是要割小弟弟的，司马迁的小弟弟不就被割掉了。自从汉武帝割了司马迁的小弟弟之后，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精神小弟弟也就被割掉了。

丁果：小弟弟割掉后，也就割掉了秉笔直书历史的优秀传统。你在讲诸子百家时，谈到法家是讲制度的，如果大家在观念上认同学术机构要为纳税人负责，那么在机制上，党委是不是应该在大学撤除?

易中天：不在于撤不撤除党委，在于党委在大学干什么。他干他该干的事情，不撤也可以，比如他干党建啊，发展党员啊，过组织生活啊，都很应该。

丁果：就是不应该干预学术的权力?

易中天：当然不应该干预学术，哪怕党委书记是学者，那他参加学术活动的时候，他的身份也只是学者，不能是书记。他在学术共同体里也只有一票，平等的一票。

丁果：把话题回到诸子百家，在当年的学术争鸣中，个人和体制的关系到底应该怎样处理、平衡?

易中天：我知道你更想从制度上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制度问题，老实说我无能为力。我更多的想谈个人。刚才讲，我领这个工资，或者我拿这个课题，这不是谁的恩赐，这是我的劳动所得，我理直气壮地拿。如果硬要感谢，我感谢纳税人，我对纳税人负责，我不对直接给我钱的机构负责。你能不能建立这个观念?作为个人，能不能守住一个底线?就是绝不奉承、绝不说违心的话。

我不要求知识分子充当社会的良知与良心，为国计民生奔走相告，大搞维权，帮民工讨工资，这不是知识分子干的活。说老实话，做知识分子的底线，只要能做到不昧着良心说话，比如你没有胆量和能力为那些冤死的地震孩子们讨个公道，但你不“含泪劝告”行不行?不摇尾巴行不行?你至少可以不说话，不要有关方面拿出个什么东西来，你就一片欢呼，然后就引经据典地证明决策是多么英明伟大正确。

丁果：谁都知道，知识分子要有骨气，要有节气，但在经济不独立的前提下，谈什么骨气?恐怕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会放弃。

易中天：这是我要谈的第三点，知识分子最好能争取经济独立。李泽厚跟我讲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学者被收买的问题。我说你不能要求别人都像你这样道德高尚，不为五斗米折腰，我主张的是即使你要收买，你也买不起。我现在就可以拒绝20万出场费的一堂课，我不缺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