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备受贫富悬殊煎熬的美国社会

贫富悬殊煎熬美国社会

2011年秋天，一群示威者在华尔街打出“我们是99%”的标语，揭开了“占领华尔街”的序幕。今年5月1日，美国东西海岸的大城市再度出现示威游行，抗议社会的不公正和贫富悬殊。

但是，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在美国这样的自由市场国家，国民的个人收入归根到底是由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决定。而且在美国，就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而言，法律体系相对完善。因此，把美国的贫富两极化简单地归结为严重的分配不公，似乎并未触及到问题的实质。

笔者以为，与历史上所有过度扩张的帝国一样，美国越来越依赖于海外财富的支持，结果造成了国内中产阶级的萎缩。古代的罗马帝国和近代的大英帝国走向衰落，一个共同的原因在于，由海外流入的巨大财富在支持起帝国及其精英集团的同时，造成了国内中产阶级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降低，社会结构日益走向两极化。几百年来，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一直是现代工业和生产力当仁不让的领袖。但到了今天，昔日的世界工厂却陷入了“去工业化”的困境。全球化在为发达国家带来巨大利润和财富的同时，正在瓦解曾经是国家支柱的中产阶级。

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政界和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呼吁“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成为潮流。其实，自上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过程开始，“再工业化”的呼声就此起彼伏，但产业空心化的趋势反而愈演愈烈。

看得见的政府之手始终无法扳倒看不见的市场之手。美国能否进入“再工业化”，迎来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而解决当今的社会贫富悬殊问题，将是美国未来十年的关键议题。

4月22日，美国《财富》杂志刊文称，根据美国劳联-产联的数据，2011年美国大公司总裁的平均收入是1290万美元，这一数字在2010年是1140万美元，一年涨幅达14%。美国劳工部统计2011年美国普通雇员的平均收入为3.4万美元。两者之间相差高达380倍，而在1980年这一差距还只有42倍，短短30年间差距扩大了9倍。

《福布斯》杂志分析称，最富有的美国人的财富在过去一年中增长了12%。而根据全美企业经济协会(NABE)的数据，2011年美国的GDP增长率只有1.7%，富人财富的增速超过经济增速的7倍还多。

美国人口普查局2011年的统计显示，2010年美国新增加了260万贫困人口，这一数字已达到4620万人，创下52年来的最高纪录。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指出，这是自从大萧条以来，美国家庭的平均实际收入首次长时间停滞。卡茨评论说：“这是真正的‘失落的十年’，我们一直认为美国可以让每一代人变得更好，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艰难的时期，比起上世纪90年代后期，家庭中位数收入变得更加恶劣。”

“发达国家陷阱”难以避免

美国贫富悬殊加剧的最根本原因，是全球化和美国制造业外移导致中产阶级萎缩，而不是分配制度发生了变化。在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中，美国的分配机制相对说来比较完善和公平，基本上是由劳动力市场自由调节。美国贫富悬殊加剧的根源，主要不在于分配机制，而在于社会经济结构出了问题。产业空心化和中产阶级萎缩是导致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制造业外移远非是简单的劳动成本降低问题，还会极大地影响到国内中产阶级的数量和质量，国民的竞争能力，以及社会的有效需求。当西方世界是世界工厂时，其制造业竞争力领先全球，同时国民的有效消费需求也十分强劲。制造业以及相关产业的技术工人不仅创造产品，同时也创造消费。以美国为例，正式的普通蓝领技术工人与零售服务业的工人之间，收入差距大约有四五倍甚至更多。随着制造业的空心化，美国技术工人数量开始急剧萎缩，越来越多的工人被迫转移到低技能、低收入的服务业。随着技术工人群体的萎缩，美国服务业中一些技术性的高收入工作，也开始外包到发展中国家。目前，一般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都超过了70%，而美国则接近于80%。一些学者常常把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增加看成是产业升级和社会进步，其实，这种观点过于片面。第三产业归根到底要依赖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过度发展很容易导致实体经济萎缩，中产阶级衰落，最终导致社会的有效需求下降。

制造业和服务业中技术工作的转移，会导致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在当前西方世界，社会出现了“竞争能力两极化”的趋势。具体而言，在金融、研发、设计等领域，少数最优秀的精英在全球化浪潮中不断上升，从全球市场中汲取大量财富，输送回本国；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技术部门就业的中产阶级，却由于工作岗位削减而不断向下沦落，转移到低收入的服务业。长此以往，本为西方世界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数量越来越少，竞争能力越来越差。因此，尽管从总体上看，发达国家的财富一直在增长，但这种增长主要被极少数精英占有，广大低技能的服务业工人不仅无从分享，还要为此付出代价。经济结构的变化造成国民竞争能力的两极化，竞争能力的两极化造成财富收入的两极化，财富收入的两极化导致社会分裂和抗争，这就是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发达国家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