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共外交顾问委员会前执行主任阿姆斯特朗(Matt Armstrong)回顾了美国对公共外交的认识发展历程。20世纪中期,美国人相信信息应该自由地沟通,人们不应该受到任何的限制。 1965年,现在公共外交初现雏形,大家认识到彼此之间的沟通,对于美国外交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乒乓外交在上世纪70年代让整个美国和全世界都认识到,只有这样的公共 外交活动才能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使得公共外交进入下一个阶段,让人们能够更多地认识到自己国家和别的国家之间,除了政府之外的人民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上世纪70和80年代,人 们更加认识到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在这段时间,一直到2001年,对于公共外交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
“美国在问自己,怎么才能更了解我们的公共外交的其他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该怎么跟世界接触?这是美国民众跟美国政府的共同问题。到了2008年的时候,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所作所为 要比我们的言词更为重要。我们必须要回到我们真正的价值观,也就是透明和参与,”他说。“现在我们意识到,要想向整个世界阐明我们是谁,而不是向整个世界炫耀武力。所以我非常希 望,我认为公共外交是关于接触和对话。我想美国需要向其他的国家学习,需要向经济、文化竞争的国家去学习,看看我们还有哪些事情没有做好,以战略眼光看待问题,而不是看短期的目 标。”
公众,公共外交的主体
公共外交在国际交往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民众在国际交往中也成为了公共外交的主体和参与者。在论坛上,中欧美三方的学者和外交官们一致 认为,各国应该更加重视自己的公共外交政策,发掘公共外交的潜力。
阿姆斯特朗回答《北京周报》提问时指出,公共外交与职业外交及政府间外交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实现目标。“现在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外交不需要公众的参与了,比如说在各种合作 的形式方面,因此今天的公共外交其实在沟通方面的作用已经是非常关键。”
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赛博(Philip Seib)以中美关系为例强调了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在中美之间,一种健康的,或者是友好的竞争,才是我们需要的,而不是卷入到冲突 和对抗。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我们在公共外交中,我们应对的并不是美国或者中国,而是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不是政治实体,而是‘人’。”他认为,如果忽视这一点的话,就变成了国与 国、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外交了,而这样的外交,在今天的世界里,成功的可能性并不会很大。
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公共外交中心主任赵可金认为,公共外交影响是一个让外交更加透明的过程,因为公共外交是推动外交的社会化。因为法国人、欧洲人将外交设计为是一种职业的外交官 从事的跨国交流的工作。而公共外交是要打破这个限制,国家与国家的交往,不仅限于政府之间,而且要扩散到企业、社会、媒体以及普通的个人。他说公共外交也是一个双向的交流过程, 不是单方面的信息的传播过程,同时公共外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论坛上中欧美与会者都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公共外交的作用更加凸显。
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部主任、安特卫普大学外交学教授梅利森(Jan Melissen)强调说事实上外交正在发生迅速而根本性的变化,对于一些小的国家,像荷兰,或者对于大的国家,像中 国都是这样。
赵启正说:“因为全球化的关系,公众对于外国舆论中的自己的国家很关心了,他们不只是听众,不只是受教育者,不只是宾语,他们也要做主语,也要承担了,因此他们也要对外部说话。 ”他指出,说话的方式,可能是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可以是中国的外交杂志如《公共外交》期刊,也可以是新兴的公共外交的研究者。本国政府和本国公众要保持密切的沟通,政府应该听公 众的意见,这个沟通可以通过政府的发布会,可以统一民间的研究成果,可以通过网络加强沟通,这个沟通是极其重要的。赵启正强调说:“任何的政府,不可能不关心民意,不可能不注意 民间的意见,否则那真是一个独裁政府。民间的意见影响政府的态度,所以公共外交才变得有意义。”
赵启正认为,民众在公共外交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举例说企业家是参加公共外交中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多年来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不管从法律上,还是实践上,还是对公共外交的政策上 ,中国非常成熟,很有经验,吸收了非常多的外国资本、经验和科学技术。
阿姆斯特朗认为企业确实能够有助于提升国际形象,他们对于国家品牌的形象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给人们以教育、力量,每个人都是这个国家的大使,他们都会影响别的国家对这个国家 的形象。我们鼓励对普通民众的教育,不管是谁,只要到国外去旅游的时候,必须有意识,你是代表你的国家的,这点和公司是一样的。”
峰威力认为在企业的社会责任方面,欧洲做的不错:欧盟有自己的标准,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标准,因为如果他们不遵守这些标准的话,比如在污染控制,食品质量等等,那么他们将会受到相 应的惩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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